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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01年08月29日08:52(北京时间)

评日本“编纂会”教科书的出台

    编者按

    在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56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又呈猖獗之势,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教科书的出台和日本政要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即是显明的例证。这势必引起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和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忧虑、警惕乃至抗议。本报今日发表《评日本“编纂会”教科书的出台》一文,希望能对读者了解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教科书的出台及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丑恶表演有所帮助。

    今年4月3日,日本政府教科书审定机关不顾中、韩等亚洲诸国和日本国内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公然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严重歪曲、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开了绿灯。这说明“编纂会”教科书的出台决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同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执政当局迅速地政治右倾化密切关联,同时又是日本朝野上下右翼势力为推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结论、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进而为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制造舆论而准备的大规模的翻案活动,也是日本新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的重要征兆。

    “编纂会”教科书的出台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产物

    1982年6月,日本教科书审定机关将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改为“进出”,掀起了第二次攻击教科书的逆流,引起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和批判。就在这年11月,中曾根康弘上台组阁,立即抛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公然以“总理大臣”的名义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战后开此先河的第一人。

    进入90年代,中曾根的继承者们继续照搬70年代末形成的新保守主义路线,而且向右滑得越来越远。但是,新保守主义路线的制定和推行并没能解决日本国内堆积如山的问题。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神话破灭,国内经济长达十余年徘徊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加之自民党政治的黑暗,官僚腐败案件屡出不鲜,失业率增高,社会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连连突破战后最高记录,社会的不安定带来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感……日本列岛上空弥漫着令政府和政治家们颇感头痛的阴云。正是鉴于此,日本政治家们频频抛出日本改造计划,诸如小泽一郎的《改造日本计划》、石原慎太郎的《战胜日本》、中曾根的《构筑新日本的思想》(合著)等等。这些政治家们所配置的药方虽然各有千秋,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恢复日本‘普通国家’的面目”(小泽一郎),呼吁国民“团结一致”对“国益进行再定义”,“必须具备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石原)等等。还有些政治家,不惜拿政治前途当赌注,频频登台大放厥词,散布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旨在把国民的视线从国内转向国外,把国民的不满情绪引导到新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上。进而重新装扮日本的国际形象,否认日本历史上的一切罪恶,激励和恢复日本国民的“自豪”、“自信”,重振“大和民族”昔日的“雄风”。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历史修正主义团体就在这种国内氛围和政治土壤上露出了峥嵘。1995年7月,“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下简称“自研会”)成立,代表人物是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编纂会”的顾问、历史教科书的执笔者之一)。“自研会”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始终受“东京审判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束缚,是“培养反日的日本人”的“反日史观”和失去日本人的“自信”和“自豪”的“自虐史观”。从当年开始,“自研会”成员便展开了与其身份不符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攻势,鼓动和敦促政府有关当局删除教科书中关于从军慰安妇的内容。同时,藤冈等“自研会”成员还连续抛出《教科书中没有讲述的历史》、《污蔑的近现代史》、《自虐史观的病理》等著述,全篇充斥着展现“日本人光和影”的“反自虐史观”的货色,而且发行量极大,影响甚坏。

    “编纂会”于1996年12月2日发表创立声明,正式成立于1997年1月30日,会长为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此次历史教科书的“监修”),办有会刊《史》,拥有会员7000余人,号称万人,在全国设有49个支部,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团伙中最大的一支派别。1997年1月21日,西尾干二等7人以“编纂会”的名义与文相小杉隆会谈,诘问政府官员“是否持有爱国心”,强烈要求文部省删除教科书中的慰安妇内容。紧接着,“编纂会”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会员、召开全国或地方性的“学术讨论会”、讲演会、编写“新”历史教科书、散发传单、小册子等切实步骤。据统计,从1996年6月迄今,“编纂会”仅在各大中城市就召开了560次讨论会、座谈会。与此同时,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国民的道德》、《国民的油断》(与藤冈合著),“编纂会”干员之一小掘桂一郎的《再见吧,败战国史观》,小林善纪的《战争论》、《台湾论》等相继出笼。这些通篇洋溢着“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大和民族傲慢”的历史修正主义货色,一时间充斥着各家书店,发行量达数十万之巨。

    综上不难看出,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的迅速右倾化无疑为“编纂会”、“自研会”等历史修正主义团体的出笼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土壤,换句话说,“编纂会”歪曲、篡改历史的教科书的问世,正是迎合了日本国内逐渐滋生的新国家主义思潮,是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推行“教育改革”的切实步骤,也是战后以来日本朝野上下一部分右翼势力坚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认战争责任、拒绝反省谢罪和被害赔偿的真实情结的大暴露。

    “编纂会”教科书的审定通过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战争观

    “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送审本,最初被文部省教科书审定机关提出了137处修改意见,其中需要整页或接近整页修改的达31页。而对其他几家出版社送审本提出的修改意见分别是:东京书籍18处、日本文教出版社41处、日本书籍35处、大阪书籍13处、帝国书院29处、清水书院22处。可见,文部省对“编纂会”的历史教科书的审定意见最多。可是,为什么问题如此之多的教科书却轻易地获得了通过呢?综合各方面的消息、报道证实,“编纂会”的教科书确实得到了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甚至首脑机关的偏袒、暗助和支持。首先,按照规则,各出版社均有两次修改机会,如果经两次修改仍被审定为不合格,该出版社的教科书就将失去“上市”机会。然而,日本审定机关却对“编纂会”格外优惠,不仅给了三次修改机会,还把时间延后了一个月。另外,有资料证实,在审定意见未公开之前,“内阁的官房长官部门就把极密的审定情报散布出来”,“审定内容在审议过程中被泄漏出来,这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可以看出,森喜朗内阁为通过‘编纂会’的教科书做出了如何特殊的努力,又如何地控制着新闻媒体”。

    不仅如此,近些年来直接负责教科书问题的文部大臣在各种场合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表明倾向“编纂会”的观点。1998年6月8日,文部大臣町村信孝就说,“教科书缺乏整体的平衡,特别是明治以来的历史,否定的要素过多”,“今后在教科书的审定上,或在编写阶段,(希望)能够考虑平衡的问题”,“应提前在编写阶段就提醒各编写者,是否较好的考虑了平衡问题,当然,即使在最后采用的阶段也有改善的余地”。这席话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日本官方的态度和采用教科书的倾向。1999年1月,按照文部大臣的指示,文部省官员督促各出版社“务要考虑(教科书)平衡问题”,“希望编写者加以修改”。在这种压力下,东京书籍、教育出版、帝国书院等三家出版社“主动”提出,把教科书中从军慰安妇的“从军”、“强制”等词句删去。“编纂会”的教科书审定合格后,文部大臣町村信孝面对中国、韩国和国内各界的抗议呼声,一再发表讲话,声称“编纂会”的教科书是“经过有自信的审定,不能推翻它”,“碍难进行修正”等。小泉新内阁的文部大臣远山敦子最近也表示了“不考虑修正”的态度。不难看出,日本政府各级机关的倾向和态度为“编纂会”教科书的轻易通过敞开了绿灯。

    道理很简单,因为“编纂会”的战争观完全代表了日本政府、议会、执政党部分政治家的观点。早在“自研会”成立之前,为了反对国会作出“战后50年决议”,自民党就成立一个“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后更名“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由“失言大臣”奥野诚亮为会长。在此前后,自民党议员还成立有“靖国关系”的三个委员会(分别是“遗族议员协议会”、“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和“全员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以及“考虑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青年议员联盟”,自民党的头面人物如竹下登、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等人都曾担任过其中的重要职务。这些由日本执政党决策人物组成的团体几乎都毫无顾忌地打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旗号,公开批判“东京审判史观”,宣扬反“自虐史观”、反“暗黑史观”的政治主张。不仅如此,这些决策人物还率先垂范,或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或屡放厥词,即便跌倒台下也不知改悔。他们的言行举止无疑成为“编纂会”教科书出台的催产剂。

    对“编纂会”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公然篡改历史的行径,中、韩等亚洲国家理所当然地进行了抗议、批驳和外交交涉。自民党“考虑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会”竟指责中、韩“明显的干涉内政”,并向森喜朗进言,要求政府“排除国内外政治的介入,堂堂进行(教科书)审定作业”。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站出来为“编纂会”辩护,声称教科书审定“涉及日本的主权”,(教科书)“正在编撰作业时,还不是外国插嘴的时候”,“外国(对教科书)表示强烈担心是僭越”等等。今年4月3日,日本教科书审定机关公然违背1982年“近邻诸国条款”的国际承诺,宣布“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审定合格。4月14日,“编纂会”召开记者招待会,藤冈宣称,“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教科书没有发言的权利”。石原慎太郎立刻在公开场合呼吁要“确保教科书选用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为“编纂会”的教科书能够摆进课堂鸣锣开道。5月25日,自民党文部科学部会和文教制度调查会联合召开会议,攻击在野的民主党和社民党等反对选用“编纂会”教科书的活动,并发表了“排除政治压力,公正选用教科书”的“呼吁书”。文中称,“教科书的选用权在各教育委员会,应该由其自主判断,可是,近来围绕教科书选用的政治动向堪称忧虑,虽说表明对教科书的见解是基本自由,但是施加政治压力,影响选用者的判断,有损于公正,断不能允许,为此,我们要求有关人等万勿影响教科书的公正选用,慎重约束自己的活动。同时,我们也要求负有选用之责的教育委员会要认识到选用教科书的重大责任,顶住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和影响,以自己的判断和责任公正、中立、适切的选用教科书”。

    以上不难看出,“编纂会”的战争观和日本决策人物的战争认识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编纂会”教科书能够顺利通过的根本原因所在。

    “编纂会”教科书得到历史修正主义团体、财界和右翼势力的呼应和支持

    在“编纂会”的成员名单中,有一长串令人瞩目的大财团、大银行、大会社的名字,诸如鹿岛建设、大成建设、三菱重工、住友金属、住友生命保险、三菱银行、横滨银行、昭和飞机工业、日野自动车、富士通等。这些大财团作为“编纂会”的“赞同会员”给予的财力支持是不言而喻的。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出版后,“编纂会”就动员全国会员以免费的形式到处散发,在东京某居民区,所有居民都收到免费的该书邮件。“编纂会”如此慷慨,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是不可思议的。

    除政界、财界外,其他历史修正主义团伙、右翼团体、新闻机构等也是“编纂会”和“自研会”的坚强后盾和同盟者。以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为代表的“昭和史研究所”(以下简称“昭和所”)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昭和所”于1996年2月成立,是以右翼团体“胜共联合”的有关人物为骨干组成的。代表中村粲自称是“大日本帝国的辩护士”,长期以来仇视中国,反对中日恢复邦交,他还每年率领学生去自卫队“体验生活”,去靖国神社朝拜,又与原关东军高级参谋草地贞吾、A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之子板垣正(国会议员)等人合作,在日本各地广泛募捐,准备在金泽市建立一座“大东亚圣战之大碑”。还专门写了一首《大东亚圣战之歌》,灌成唱片到处散布。中村的代表作是《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也是其他历史修正主义团伙和右翼政治家、团体极为推崇的“经典”。

    更严重的是,以尊皇敬皇、恢复大日本帝国宪法为主要宗旨的各日本右翼团体也登上了前台,与“编纂会”等团体沆瀣一气,甚至采取恐吓、威胁的黑社会手段,为“编纂会”的活动撑起一张黑色的保护伞。从1996年7月开始,发行教科书的几家出版社及执笔者先后收到右翼团体发来的100余封恐吓信。同年10月29日,40余辆右翼街宣车出动,围在几家发行教科书的出版社周围,狂呼“滚出日本!”、“杀掉你们!”等口号。这以后,几乎每隔一二天,右翼团体就出动捣乱,威胁出版单位和责任者收回或订正教科书。1997年4月8日,右翼活动呈现顶峰,来自日本各地的180余辆右翼街宣车集结大阪,对大阪书籍出版社、朝日新闻社以及大阪府、市政府机关展开所谓“抗议活动”,用高音喇叭叫嚷“删除教科书中慰安妇内容”,“粉碎大阪书籍(出版社)”,“慰安妇是商业行为”,“不许否定父辈的历史”等。1996年12月中旬,7家教科书出版社和执笔者相继收到署名“关西日本原理主义剧团——冥士飞脚”的恐吓信,内中表示“要用民族的血”,粉碎“偏向敌国的卖国势力编写的自虐教科书”,指责被恐吓对象“构成阴谋颠覆国家罪”等。

    由此可见,“编纂会”教科书的出笼,决不是单纯的教科书内容问题,它是日本朝野上下为推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结论,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进而为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制造舆论准备的大规模的翻案活动,也是日本新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的重要征兆。它至少提醒世人切不可掉以轻心,任凭这股逆流猖狂泛滥。(王希亮)

    光明日报 2001年0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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