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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02年03月09日10:36(北京时间)

日本还在景气与改革之间动摇

    已故日本前首相小渊给后人留下了一段著名的“兔论”,他说:财政改革和景气对策不可兼得,又要改革财政又要刺激景气无异于“同时追两只兔子,结果将是一只也追不上”。

    这反映了日本在财政问题上身陷“进退两难”境地:如要推行财政改革,减少赤字和政府债务,就不得不采取“紧缩形势下的紧缩政策”,难免导致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在一段时间使经济停留在零增长甚至跌为负增长;如果不搞财政重建和改革,继续以财政手段刺激景气,财政就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走向“破产”境地。

    四位首相三个主意

    借用小渊“兔论”的比方,可以说从1997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处于“到底追哪只兔子”的两难选择中。从桥本首相的“六大改革”和“改革优先”路线(特别是猛扑财政改革这只兔子,发表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等),到小渊首相冻结财政改革并转向“景气优先”路线,又到取代森喜郎上台的小泉首相发出哪怕忍受负增长“阵痛”也要推行“没有禁区的改革”的誓言,日本政府在财政改革和景气对策这两只兔子之间“换来换去”,结果是一只兔子也没追上:不仅经济陷于衰退,而且财政状况继续恶化。

    1992年以来,动用财政手段刺激景气成了日本政府的“一贯伎俩”:1992年8月推出的规模为10.7万亿日元的对策;1993年4月推出的13.2万亿日元的对策;1993年9月推出的约6万亿日元的紧急对策;1994年推出的超过15万亿日元的对策(含超过5万亿日元的减税);1995年4月阪神大地震对策等推出的约为7万亿日元的紧急对策;1995年9月推出的14.2万亿日元的对策;1998年4月推出的超过16万亿日元的对策;1998年11月推出的超过20万亿日元的紧急对策(含超过6万亿日元的恒久减税);1999年11月推出的约17万亿日元的经济新生对策;2000年10月推出的约11万亿日元的日本新生政策,上述对策总计约131万亿日元,约相当于日本GDP的3.8分之1。

    由于一味依靠财政手段刺激景气,致使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在OECD的30个成员国中,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8.2%(1999年度数字,日《经济财政白皮书》2001年版)。政府债务对GDP的比例高达141.5%(2002年比上年提高了9.5%),大大超过以财政状况差而著称的意大利,为30个成员国中最差的一个。OECD全成员国合计的政府债务对GDP比例为73.6%,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债务远远超过了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显然,如果日本财政继续恶化下去,难免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为此,小泉首相早在2001年4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战中就作出承诺:作为阻止财政继续恶化第一步,要在2002年度预算中将新发行国债的额度控制在30万亿日元以下,尔后,小泉又将这个要求提前了一年。这样,“将国债发行额控制在30万亿日元之内”甚至被认为是小泉改革的一个象征,然而,小泉一句“聊表决心”,却使日本政府再次起动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景气的做法受到了限制。

    严峻形势挑战小泉改革决心

    这意味着小泉上台后,再次将经济政策重心从“景气优先”转向“改革优先”。然而,随着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围绕是推进改革,还是实施“路线转换”(即再次从“改革优先”转向“景气优先”)的争论再次白热化,包括政府大臣、政党头头和著名学者在内,都卷进了这场争论,舆论界乃至国民的意见也在发生“两极分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作为“改革鼓动家”成功地赢得多数国民支持的小泉首相要落实其改革承诺之际,最大的反对力量竟来自他自己所属的政党,即把他推上首相宝座的自民党本身。种种迹象表明,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小泉可能不得不同反对势力进行某些妥协。正如有的国外媒体所指出:“小泉首相在其任期的10个月里已经显示出执政的自民党的政策倾向:即避免采取有力的改革措施,并保护日本最落后的工业,其中包括一直在金融和政治上坚决支持该党的建筑业。”

    为了应付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小泉内阁在2001年10月推出了约1万亿日元的改革先行项目;同年12月又推出约4万亿日元的紧急对应项目,由于这两项对策总额不大,勉强使2001年度新发行国债保持在30万亿日元这条线以下。

    从2002年度预算看,由于对国债发行额作了一些帐面操作,使小泉的“将国债发行额控制在30万亿日元之内”的承诺也基本得以实现。其中主要是削减了公共投资、医疗费、特殊法人的预算支出等。

    但是,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主张应突破30万亿日元限制的呼声日益高涨,自民党智囊也疾呼要增发国债,编制补充预算,以解燃眉之急。其中,为了支持银行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日本将可能不得不发行大量新的政府债券,这意味着它早已失控、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0%以上的公债将进一步增加。

    小渊“兔论”的偏颇

    当日本政府在“景气优先”还是“改革优先”这两条路线之间反复摇摆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景气与改革之间的关系是否只能“二者择一”?能否“同时追两只兔子”,既促使经济复苏又推进结构改革?

    从日本改革的实践看,小渊的“兔论”虽然指出了景气对策与改革要求之间存在着矛盾的一面,但也存在着过于狭义地理解“改革”、忽视改革与景气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促进关系的偏颇:其一,过于看重改革的表层而对改革的深层把握不够,比如对财政改革只是强调在表面上削减赤字和债务,而忽视了改革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等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对金融改革只是强调在表面上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不断为不良债权增减而一喜一忧,却忽视了诸如银行体制、银企关系、金融活动惯例、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关系、乃至围绕金融的社会意识等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其二,过于看重宏观经济的改革而对微观经济的改革把握不够,一方面未能充分把握许多大企业在重组和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进展和经验;另一方面未能大胆触动诸如农业等低效率产业(多为自民党重要的政治地盘)改革的“禁区”。其三,过于看重国内改革而未能将改革与开放(特别是对亚洲地区的开放)结合起来。

    如果日本政府能够真正纠正对改革理解上的偏颇,或许也可能走出“时而追景气这只兔子,时而追改革这只兔子”的怪圈,同时实现即激励经济增长又推进改革深化的双重目标。(冯昭奎)

    《中国经济时报》 2002年3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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