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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02年03月27日16:17(北京时间)

对小泉“改革痛苦论”的质疑

    高呼“改革无禁区”等口号的小泉首相执政以来,就不止一次地要求日本国民忍受改革带来的“痛苦”,并称“改革是需要时间的。说不定我的任期内伴随的痛苦更多些”。为此,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好言相劝小泉:“您大概不会愿意作为一位‘痛苦先生’在历史上留名的吧”。

    日本改革“痛苦”的特征:先痛、剧痛、长痛

    从2001年日本经济的表现来看,小泉的改革似乎正在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痛苦”:从2季度以来GDP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通货紧缩日趋加深;不良债权越处理越多;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失业率创历史最糟记录(2001年12月高达5.6%);GDP名义值跌破500万亿日元,缩水到8年前、也就是1995年的规模等等。

    然而,动真格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开始,一系列改革计划其实还没有正式展开。犹如一个临产的妇女,孩子还没出生,就先痛得大汗淋漓。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在2001年6月提出的“经济、财政运营的基本方针”曾预计,在需要忍受改革“阵痛”的集中调整期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可能停留在0~1%的低水平,然而,实际上2001年度将出现负增长几乎已成定局,2002年度能否走出负增长尚难估计。这不能不说是“改革未动,痛苦先行”。

    既然改革还未正式展开,“痛苦”却已经发生,那么,不难想见,一旦改革正式实施,“痛苦”难免加码,进一步发展成为“剧痛”。这是因为在景气对策方面,由于财政问题更加严峻,官定利率已接近为零,可以说能够采用的对策几近用尽,几无余地,加之出现了“通货紧缩”这样的新情况,使战后几十年来只知道跟通货膨胀斗争的政策当局伤透脑筋;在改革任务方面,由于结构问题积重难返,结构问题背后的利害关系和政治矛盾错综复杂,因此改革面对的不只是不良债权、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等单项、表面的问题,而是整个二战后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其前程之艰巨险恶非同一般;在国际环境方面,面对经济全球化潮流冲击,竞争力弱的企业、特别是比较劣势行业中的弱势企业随时可能被淘汰出局,企业破产进一步增加和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看来在所难免。总之,险峻的国内外环境将可能导致日本的“改革阵痛”相当剧烈。不过,亏得全球经济增长可望在2002年有所恢复,日本依靠其出口的增加,2002年度或许也可能走出负增长。

    再者,日本改革的痛苦很可能不是短暂的,十分可能成为一种“长痛”。比如,一个不良债权问题,本来应该当做“急性病”来医治,却不料迄今已经拖了7~8年,尽管小泉政府最近搬出了“特别检查”等新措施,估计也很难在两三年内把不良债权问题解决好。至于财政问题,按日本政府的计划直到2010年才能使基础财政收支达到平衡。

    基础财政收支是指在支出方面除去国债费、在收入方面除去国债发行收入的财政收支。如果基础财政收支达到均衡,除去国债费的岁出就可以靠当年发行国债以外的收入(包括税收和税外收入)来满足,不至于给将来增加新的负担。这意味着基础财政收支达到均衡仅仅意味着财政改革走出第一步,其后政府才有可能转向对付已积累到相当于GDP的150%的“旧账” 该估算的初始条件是:2001年度日本中央和地方的基础财政收支赤字为GDP的6%,2001年度末政府债务余额为GDP的130%,国债利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两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财政改革估计要花费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如果是指对二战后日本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日本的改革更是一个至少需要一二十年的大工程。尽管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不会总要经受“剧痛”,但至少这是个“长痛”。

    总之,日本的改革的“痛苦”必将具有“先痛”、“剧痛”、“长痛”的特征。

    对小泉“改革痛苦论”的质疑

    小泉强调改革会伴随痛苦,应该说不无道理。因为任何改革总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给一部分人带来痛苦;能够让人“皆大欢喜”的改革恐怕只能是幻想。

    但是,改革与痛苦的关系又是十分复杂的,小泉的“改革痛苦论”令人感到有过于强调痛苦的一面和将改革与痛苦的关系过于简单化的一面。

    首先,改革并非只有“痛苦”的一面,而是“苦与乐”的统一体,是“有得有失”、而且归根到底是“得大于失”的事业。少数人会有所失甚至感到痛苦,多数人则会有所得乃至感到喜悦,这或许可说是一般改革的模式。以中国的改革而言,应该说是大多数人获得了实惠,尽管也会有少数人有痛有失。当然,在获得利益的人们中间,也会有少数不是走正道获利的人,但不能否认改革确实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利益和喜悦。

    中日两国的国情不同,要使日本的改革也能做到像中国那样给大多数人带来如此明显的利益恐怕也难,但日本的改革搞好了,也完全可能给很多人带来利益,至少是能做到“先苦后乐”的罢。

    其次,改革与其说带来痛苦,不如说是为了避免痛苦。因为与不改革的痛苦相比,改革的痛苦恐怕要轻得多。特别是某些被人们认作是改革所带来的“痛苦”,实际上恰恰是不改革的痛苦的表现,是不改革所造成的后遗症。比如去年日本经济的负增长,正是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延长,归根到底是日本长期以来对制度与结构调整的拖延与懈怠,酿成了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而达到爆发性的尖锐程度。实施改革正是对这种应该改却迟迟未改的现状,实施熊比特所说的“创造的破坏”,而对于改革的弄潮儿来说,“创造”恰恰是极大的喜悦和幸福;对于整个国民来说,不改革的痛苦恰恰是改革的动力。

    人们常常将改革的痛苦比作为产妇分娩时的阵痛,正是因为诞生小宝宝的欢悦大大超过临产的痛苦,人类的世界才能延续至今。

    再者,改革的痛苦应局限在一定范围而不应成为“全民的痛苦”,应尽量避免让“改革的痛苦”“痛”在广大老百姓身上。这与政府如何处理局部与整体、少数人利益与多数人利益的政策取向有很大关系。政府对那些依赖旧体制“吃偏饭”的人们不应“心疼”,而应该强制他们放弃有赖旧体制才得以获取的利益;对于受到旧体制保护的比较劣势产业的劳动者,则应当动员、引导他们走向有成长前途的新产业领域或投身于原有产业现代化的伟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将那些与旧体制有牵连的少数人的痛苦转嫁给大多数国民,同时也给少数的痛苦承担者以“苦尽甜来”的机会。反之,当改革的痛苦成为一种“全民的痛苦”的时候,改革终将受到国民对“改革痛苦” 的忍耐度的制约,一时获得带有很强“情绪”色彩的高支持率的小泉改革,最终难免失去政治上的支持的基础。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小泉本人就真的难免要作为“痛苦先生”而留名青史了。

    新华网 2002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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