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劳工北海道诉讼：当事人揭内幕
1999年9月，当时43位在二战时被强迫到日本做劳工的中国老人，向札幌地方法院正式起诉了三井矿山、熊谷组、住友石炭等日本企业和日本政府。这起案子近日将在日本宣判，而在此之前，这些老人和他们的律师从1995年就开始做调查、收集证据。可以说，他们前后共花了近10年时间等待着宣判。那么，老人们等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劳工索赔案今日宣判
今天（3月23日）上午，北海道劳工诉讼在日本札幌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这是目前所有对日劳工诉讼中一审原告最多的诉讼。43名在侵华战争中被强征到北海道煤矿的中国劳工状告为此等待了将近五年。
中央电视台驻日本记者孙宝印：“上午十点开庭宣判，只花了15分钟，最后原告的起诉被驳回，理由依然是我们已经听得太多的那些内容，比如国家不对个人实施赔偿，还有就是已过时效等等，这样一些常套的理由。”
孙宝印告诉记者，早在1999年9月开始，原告就正式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熊谷组、三井矿山以及住友石炭等日本企业就当年强征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做公开道歉，并且赔偿每位原告2000万日元。起诉被驳回后，原告律师随即对这一判决提出了一致的谴责。
孙宝印：“在法院的判决结束以后，原告律师马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说，法院在认定了加害方的这种罪恶的前提下，却否认了一切法律责任。”
孙宝印说，原告律师认为法院此前已经认定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强征和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但出来的判决结果却与这些事实背道而驰。
孙宝印：“最为矛盾的一点，就是有关被告是否违法了安全措施义务的规定。在这方面的裁决，原告指出当年的非常严酷的环境下进行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原告的这种安全方面的考虑。那么依照日本的法律，原告有理由指出，被告没有提供这种安全措施是违法的，因而他们要求赔偿。但是法院裁定安全义务是指合法劳资双方的关系，原告是被强迫带到日本的，不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因而不适合采取这种规定。”
在审判结束后，原告律师团中方代理律师康健也表示，这次判决可以说是一次倒退，因为在2001年7月刘连仁的判决和2002年4月福冈的判决都突破了有关时效的规定，而这一次重新限制时效并不能站住脚。
原告律师团中方代理律师康健认为：“司法是实现正义的地方。而这样的法院，却辱没了司法的名声，他们表示要将诉讼进行下去，那么将向上一级的法院继续上诉。”
劳工的血泪史
尽管今天日本札幌地方法院驳回了中国劳工的上诉，但改变不了日本对中国劳工欠下的历史旧帐。1942年11月27日，为了弥补战争带来的国内劳动力短缺，当时的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一个叫做《关于华人劳务者内地迁入案》的决议，把大批中国劳工强制押送到日本的矿山工厂劳动，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这次参加北海道诉讼的赵宗仁老人就是这些中国劳工中的一个。
赵宗仁，北京市海淀区人，是当年被抓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幸存者之一。3月23日，日本札幌地方法院对中国二战劳工系列赔偿案中的“北海道诉讼”进行一审判决，赵宗仁作为提起本次诉讼的43名二战中国劳工的代表会前往北海道。在临行前，记者采访了他，赵宗仁告诉记者， 60年前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而噩梦在他们还没有离开中国时就已经开始了。
赵宗仁说：“我们在塘沽那住了不到七天，劳工一拉肚子，我们住在海边上，派人就抬出去了，扔到水坑边上，当时眼看着那狗就撤，撕撤着吃。”
1944年，赵宗仁和同伴被日本兵从塘沽押送到日本，当时他只有14岁，和他同去的劳工中最小的只有12岁。使用这些中国劳工的有三井、住友、熊谷组等众多的日本企业。这是日本三井公司田川煤矿当年的电影资料，这些穿着工作服在井下劳动的是日本矿工，这些就是中国劳工。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记录了中国劳工在日本矿井里劳动的真实场景，它也是我们目前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当时的活动影像。今年已经82岁的张林森老人给记者回忆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张林森：“牛、牲口在路上拉了粪，吃了玉米消化不了抠下来，抠出来回去在河里一洗，找个石头砸砸，在炉子上一贴熟了就吃。”
这些劳工不仅吃不饱，干活稍微停一下就要挨打，但是对于这些劳工来说，更为可怕的是疾病。赵宗仁：“病了没有人管那跟在集中营一样，集中营里头一天，得一早起得烧好几个。那个叫王书田的，他是病到一定程度还没死，抬走就给烧了。”
不少劳工想到了逃跑，但是在异国他乡逃跑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很多逃跑的劳工又被抓了回来，等待他们的是各种各样的酷刑，在这种情况下，劳工们放弃了逃跑的想法，他们已经完全绝望了。
赵宗仁：“看着中国人这么死、病，没人管。当时我就这样想，这批中国人被抓到日本以后，哪个也不能活着回家。”
康健是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从1995年开始他一直在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的案件，而且从不收取任何费用，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老人的苦难经历深深打动了她。
康健：“在我们调查中有些时候，包括在日本法庭上作证之后，还有就是在日本集会的时候，有些事情没办法，没办法控制，太惨忍了。”
康健告诉记者，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工作中不应该夹杂感情因素，但是在对日索赔案中，她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康健：“这段历史和这笔血债，你要是不清偿，觉得说不过去。”
1945年，日本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劳工开始回国，但是很多劳工却没有能等到这一天。
张林森：“死多少人，就我这一个真是万幸，我都没有想到我现在活到现在，死多少回。”
任福润：“当时我是抱着3个骨灰盒回来的。”
和张林森一起到日本去的中国民工一共有400多人，其中有80多人死在了日本。日本外务省曾在1946年做过一次调查，据《外务省报告书》的保守统计，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日本共强征中国劳工38935人。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有6830名中国劳工死亡，占劳工总数的六分之一以上；另有467名劳工身患残疾，其中有近一半人双目失明。
劳工索赔的曲折过程
被强征到日本的那段惨痛经历，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磨。60多年过去了，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并没有摆脱身心上的双重痛苦。赵宗仁老人在第三次到日本出庭之前，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话，这笔债，他到死也要讨个公道。可是，就是这讨回公道的路，走得依然艰辛。
这次“北海道诉讼”是对日索赔的第15起案件，提起这次诉讼的共有43名中国劳工，诉讼请求是每个劳工赔偿2000万日元，日本政府和用工企业在日本和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向中国劳工公开道歉，从起诉到23号的一审判决，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
康健：“那诉讼现在离结束还比较远，日本是三审终审，即将宣判北海道和新泻的才一审。”
康健律师无法预测什么时候这起诉讼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这些中国劳工都年事已高。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叫宋君政，曾经亲自到日本北海道参加诉讼，在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伤痕累累，这些都是那段苦难的日子在他身上留下来的印记，去年10月份，老人因病去世。
赵宗仁：“一年接着死好几个，因为他们究竟都比我大得多。”
目前，43名提起“北海道诉讼”的劳工中已经有6人去世，他们没有等到胜利的时刻。而在和“北海道”诉讼一样的、众多马拉松式的诉讼中，中国劳工得到了日本很多有良知的律师和爱好和平人士坚定的支持，他们专门成立了“中国强制劳工诉讼律师团”和支援会，并且在日本开展签名声援中国劳工等行动。
任福润：“签名咱们看来可能无所谓的事，比较平淡的事。可在日本国要为一个中国的受害者签名声援，这对日本是有震动的，这一次二审都20万人签名。这签名实际对日本国民是一个教育，呼唤人性的一种举动。”
在赵宗仁老人起程之际，记者还见到了从日本来接老人的中国留学生胡晓君，他是受日本律师团的委派专程来北京的。
中国赴日留学生胡晓君：“他们日本律师团完全是义务帮助中国人的。”
在目前已经进行的诉讼中，中国劳工和律师赴日的诉讼费用基本都是由日本支援会支助的。这笔费用目前已经达到了1000万日元，不仅如此，日本律师团和后援团每次还会安排很多的宣传活动，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这一段历史，这一次赵宗仁老人到日本除了参加诉讼外，还将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进行演讲。由于很多日本人对过去的历史很不了解，中国劳工在控诉日本政府和企业暴行的同时也打动着众多的日本人。已故的宋君政老人到北海道出庭时，回想起当年的种种非人遭遇，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竟顾不上翻译，一口气讲了下去，等到讲完时，边上年轻的日本女翻译已经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
康健：“翻译止住自己哭声以后，她才说出那些话，她才翻译。她说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来说，确实没法忘记。”
康健律师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了解了那段历史，日本法院在审理战争赔偿的诉讼时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要在法庭上打赢这些官司并不容易，而她和他的当事人会坚持到底。
康健：“在2001年以后有些虽然还是败诉，但是承认事实。日本它自己宣称是一个民主国家，法制国家。面对这么一个严重的反人类的犯罪，如果你不承担责任的话，它没有资格说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法制国家。作为我们受害者受到这么严重的侵害，我们也有理由追究它责任，如果我们放弃了也是个悲哀。”
但是康健认为，日本方面仅有这些变化，对解决中国劳工问题还是远远不够，日本只有建立起相应的国家赔偿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赔偿问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问题，只是中日之间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中的一部分。像当年侵华日军留下的化学武器，也多次伤害了中国平民，并且还引发了新的对日索赔案件。
日军遗毒：正在作痛的伤口
说起对日索赔，最新的一起案件就是去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发生的8.4侵华日军遗留毒气伤人事件。去年8月4日凌晨，几位民工在齐齐哈尔市北疆花园小区工地，挖出了5个侵华日军埋下的毒气罐，结果因为转卖到废品收购站的过程中，毒气泄漏，最后导致40多人受伤，1人死亡。当时，事件中间的受害者提出日本方面应该给予赔偿。那么，时间过去了8个月，他们索赔的事进行的怎么样了呢？
王宇亮和陈荣喜，他们两个是邻居，因为在去年8月4号无意中将带有化学毒剂的工地土拉到胡同里，先后导致8人中毒。到现在已经出院几个月了，他们生活的怎样呢？
记者：“中毒40多个人里出院以后这些人，能正常工作的有多少？”
齐齐哈尔8·4事件中毒者陈荣喜：“据我所知好像是现在没有，都在家里，在家里养病。看上去身体是正常的，实际上还不能工作，现在身上感觉伤口刺挠、疼，晚上睡觉阴囊渗出，裤头都穿不了。”
陈荣喜告诉记者，他已经失去了建筑工地施工员的工作，而王宇亮也因为中毒后一直精神恍惚而卖掉了自己的出租车。8·4事件，使得这些健康的青年变成了失业的病人。这里就是当年误收了日军遗留的毒气桶的废品收购站。这个走到哪里都要靠着东西的小伙子叫王成，除了已经死亡的李贵珍，王成是我们拍摄到的最严重的中毒者。
中毒者王成的母亲：“20来天就感冒一次，就咳嗽就出黄痰。后脊梁上就起这些小疙瘩，像小疖子似的。就这样隔20来天就连脸上都起这个小疙瘩，然后就发烧，这块植皮没成活，这地方成活了，就这块踝骨这块没成活。人必然得动，脚一动，皮就走了没成活了。”
记者：“你现在这么瘦？”
中毒者王成的母亲：“现在吃饭一天吃不了多少，原先大米饭一天三碗，一顿饭现在吃半碗。”
王成曾经是这个废品收购站的工人，而这个看上去很爱美的姑娘是这个收购站的主人，她叫牛海英，她也曾经因为中毒在鬼门关徘徊过。牛海英告诉记者：“痒，割开的刀口通红的，还没变色，非常痒，平常的时候痒得厉害。没有活的时候，我就躲在旮旯里使劲，蹭一蹭。消炎药总是断不了，这事挺让我痛苦的，我就批发那便宜的青霉素吃。”
牛海英也许是8·4事件中40多名中毒者中唯一能稍微做些工作的人，毕竟收购站是自己家的。而22岁的王成，失去工作能力之后更担心失去生育能力。牛海英对记者说：“谁能给俺找对象，人家都20来岁结婚了，人家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我们这个怎么造成这种伤害。”
据了解，在2003年8-4事件中，中毒的44人平均年龄在30多岁，大多数的人最担心的就是不能除掉病根。据了解，每个中毒者最终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给予的13万元到113万元的“处理费”，但是，齐齐哈尔的毒气受害者和家属们认为，这笔钱给的不明不白，同时也远远不能拟补他们的痛苦。
齐齐哈尔毒气受害者家属：“不知道他们能犯多少次病，他们到底犯病程度是减轻还是加重，这个未知数咱不知道，所以这个钱我感觉在这里搁着也是一个零。心里有个什么底呢，政府转给我们这部分钱，觉得孩子如果再犯病还有希望存在。”
河南民工李贵珍是在去年8月4号因为日军遗留化学毒剂中毒而死亡的唯一一个人。他的死亡给他的家人从身体和精神上都带来巨大打击。李贵珍的家人明确表示，要跟日本政府讨个说法。2004年2月，齐齐哈尔的44名毒气受害者组成了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团。
哈尔滨北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向祥：“我们在2004年2月1日跟受害人签署了委托书，3月5日中日两国的律师进行了首次调查。我们正在策划6月25日跟中日两国律师组成大规模的律师调查团，在这之前，也就是4月26日之前，我们要请8·4事件的受害人到日本去进行诉讼前的宣传准备工作。”
王成等受害者告诉《经济半小时》的记者，今年8月4日，也就是在8.4毒气伤人事件一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将正式向日本法院起诉，提出索赔要求。不过，他们对起诉的结果也很担心。因为，从过去对日索赔的案例来看，成功的非常少。那么，这些受害者究竟会面临哪些法律上的障碍呢？
对日索赔背景
尽管抗日战争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但中日之间，那场战争留下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散去，战争的创伤还等待着现在的人们去抚平。在这种背景下，一起起民间赔偿案，也就一次次把历史和现实拉到了一处。
67年前爆发的那场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当年起码有100万人死于日军的细菌战、毒化武器中；近4万人被强征为劳工，其中6000多人不堪奴役，客死异乡；与此同时，至少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逼为慰安妇，遭受旷古未闻的苦难。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和活体解剖、平顶山惨案、无差别轰炸、强征劳工和随军慰安妇、遗留毒气弹伤人事件，这些血洗的历史带来的伤痛至今难以愈合。为了讨回公道，从8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一些战争受害者就提起诉讼共有23起。
在受害者提起的这23起诉讼中，目前有3起胜诉，1起和解，其余19起诉讼还在日本的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审理当中。相比德国在战后表现出来的坦诚，日本显得并不宽容。在这23起诉讼中，先后有11起被驳回起诉。从起诉到一审判决，中间的过程似乎格外漫长，每一个诉讼都要经过数十次开庭，最短的过程是2年，而最长的历时8年多，至今没有进展。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并没有停止诉讼的脚步，比起诉讼的赔偿要求，他们更希望，这一系列的诉讼斗争，能够促成日本政府在面对历史时的坦诚。
律师专访
23比3，这个概率可以说高度概括了民间对日索赔的难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司法机构，对索赔案的态度。律师苏向祥从1995年起，用9年时间自费调查取证日本遗留化学武器问题，共接触芥子气受害者200多人，取证1000多份。目前，他是8.4事件受害者的中方代理律师，《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记者：“对日民间索赔，在法律上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律师苏向祥：“法律上的难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日本政府总是以国家无答责，公民个人是否有权起诉国家，也就是《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的问题。还有诉讼的时效和处置期间的问题，一直是以这三点来进行抗辩的，比如说福冈的劳工案件，日本政府仍然拿出国家无答责进行抗辩。国家无答责你给讲一下，它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在天皇制的国家，国家犯了错误不需要承担责任，这就是简称为国家无答责。”
记者：“那么最终在福冈的劳工案件和遗弃化学武器的案件当中，我们一审全部获得了突破。”
苏向祥：“那么第二个就是《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的问题，国家放弃了战争赔偿权是否包括国民放弃。那么在理论上，或者是在中日两国之间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所以日本政府拿出这一条，法官判定不能成立。另外就是时效，日本政府一直以1972年建交那一时段开始计算，那么超过了20年，你的诉讼超过了20年就不能再提起了。我们胜诉最彻底的一次，就是去年的9月29日化学武器的诉讼过程中，日本的法官判定从1986年开始计算。”
记者：“那么作为中国的老百姓受到伤害以后，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到日本打官司，诉讼去告日本，有没有这个权利？”
苏向祥：“是有权利的，那么我们的诉讼应用的是跨国的诉讼。首先适用的是《国际公法》和《国际司法》，那么受害人起诉日本政府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力，在法律上是有这个明确依据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日方提出的几个法律的，或者其它方面的这三个理由，现在仍然是我们进行民间索赔诉讼的障碍吗？”
苏向祥：“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拿出那四条抗辩的理由，我们也是有办法可以突破的。因为我们可以继承前八年的一个战果，来接着和他作战。那么我们认为最大困难不在法庭上，在于中国国民的支持程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及日本国民的支持程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今天一审宣判的这起诉讼案，最近一个月时间里，还将有两起中国劳工索赔诉讼案会在日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民间对日索赔案件里，既包括了经济内容，也涉及到了中日两国的法律制度。正如一位日本律师所说，这些复杂的问题，只有日本方面真诚面对，才能给受害者一个尽量合理的赔偿，让他们的伤口不再受伤。（记者：孟庆海 王朝阳 詹丽清）--来源：《经济半小时》
劳工索赔案今日宣判
今天（3月23日）上午，北海道劳工诉讼在日本札幌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这是目前所有对日劳工诉讼中一审原告最多的诉讼。43名在侵华战争中被强征到北海道煤矿的中国劳工状告为此等待了将近五年。
中央电视台驻日本记者孙宝印：“上午十点开庭宣判，只花了15分钟，最后原告的起诉被驳回，理由依然是我们已经听得太多的那些内容，比如国家不对个人实施赔偿，还有就是已过时效等等，这样一些常套的理由。”
孙宝印告诉记者，早在1999年9月开始，原告就正式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熊谷组、三井矿山以及住友石炭等日本企业就当年强征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做公开道歉，并且赔偿每位原告2000万日元。起诉被驳回后，原告律师随即对这一判决提出了一致的谴责。
孙宝印：“在法院的判决结束以后，原告律师马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说，法院在认定了加害方的这种罪恶的前提下，却否认了一切法律责任。”
孙宝印说，原告律师认为法院此前已经认定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强征和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但出来的判决结果却与这些事实背道而驰。
孙宝印：“最为矛盾的一点，就是有关被告是否违法了安全措施义务的规定。在这方面的裁决，原告指出当年的非常严酷的环境下进行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原告的这种安全方面的考虑。那么依照日本的法律，原告有理由指出，被告没有提供这种安全措施是违法的，因而他们要求赔偿。但是法院裁定安全义务是指合法劳资双方的关系，原告是被强迫带到日本的，不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因而不适合采取这种规定。”
在审判结束后，原告律师团中方代理律师康健也表示，这次判决可以说是一次倒退，因为在2001年7月刘连仁的判决和2002年4月福冈的判决都突破了有关时效的规定，而这一次重新限制时效并不能站住脚。
原告律师团中方代理律师康健认为：“司法是实现正义的地方。而这样的法院，却辱没了司法的名声，他们表示要将诉讼进行下去，那么将向上一级的法院继续上诉。”
劳工的血泪史
尽管今天日本札幌地方法院驳回了中国劳工的上诉，但改变不了日本对中国劳工欠下的历史旧帐。1942年11月27日，为了弥补战争带来的国内劳动力短缺，当时的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一个叫做《关于华人劳务者内地迁入案》的决议，把大批中国劳工强制押送到日本的矿山工厂劳动，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这次参加北海道诉讼的赵宗仁老人就是这些中国劳工中的一个。
赵宗仁，北京市海淀区人，是当年被抓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幸存者之一。3月23日，日本札幌地方法院对中国二战劳工系列赔偿案中的“北海道诉讼”进行一审判决，赵宗仁作为提起本次诉讼的43名二战中国劳工的代表会前往北海道。在临行前，记者采访了他，赵宗仁告诉记者， 60年前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而噩梦在他们还没有离开中国时就已经开始了。
赵宗仁说：“我们在塘沽那住了不到七天，劳工一拉肚子，我们住在海边上，派人就抬出去了，扔到水坑边上，当时眼看着那狗就撤，撕撤着吃。”
1944年，赵宗仁和同伴被日本兵从塘沽押送到日本，当时他只有14岁，和他同去的劳工中最小的只有12岁。使用这些中国劳工的有三井、住友、熊谷组等众多的日本企业。这是日本三井公司田川煤矿当年的电影资料，这些穿着工作服在井下劳动的是日本矿工，这些就是中国劳工。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记录了中国劳工在日本矿井里劳动的真实场景，它也是我们目前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当时的活动影像。今年已经82岁的张林森老人给记者回忆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张林森：“牛、牲口在路上拉了粪，吃了玉米消化不了抠下来，抠出来回去在河里一洗，找个石头砸砸，在炉子上一贴熟了就吃。”
这些劳工不仅吃不饱，干活稍微停一下就要挨打，但是对于这些劳工来说，更为可怕的是疾病。赵宗仁：“病了没有人管那跟在集中营一样，集中营里头一天，得一早起得烧好几个。那个叫王书田的，他是病到一定程度还没死，抬走就给烧了。”
不少劳工想到了逃跑，但是在异国他乡逃跑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很多逃跑的劳工又被抓了回来，等待他们的是各种各样的酷刑，在这种情况下，劳工们放弃了逃跑的想法，他们已经完全绝望了。
赵宗仁：“看着中国人这么死、病，没人管。当时我就这样想，这批中国人被抓到日本以后，哪个也不能活着回家。”
康健是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从1995年开始他一直在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的案件，而且从不收取任何费用，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老人的苦难经历深深打动了她。
康健：“在我们调查中有些时候，包括在日本法庭上作证之后，还有就是在日本集会的时候，有些事情没办法，没办法控制，太惨忍了。”
康健告诉记者，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工作中不应该夹杂感情因素，但是在对日索赔案中，她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康健：“这段历史和这笔血债，你要是不清偿，觉得说不过去。”
1945年，日本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劳工开始回国，但是很多劳工却没有能等到这一天。
张林森：“死多少人，就我这一个真是万幸，我都没有想到我现在活到现在，死多少回。”
任福润：“当时我是抱着3个骨灰盒回来的。”
和张林森一起到日本去的中国民工一共有400多人，其中有80多人死在了日本。日本外务省曾在1946年做过一次调查，据《外务省报告书》的保守统计，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日本共强征中国劳工38935人。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有6830名中国劳工死亡，占劳工总数的六分之一以上；另有467名劳工身患残疾，其中有近一半人双目失明。
劳工索赔的曲折过程
被强征到日本的那段惨痛经历，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磨。60多年过去了，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并没有摆脱身心上的双重痛苦。赵宗仁老人在第三次到日本出庭之前，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话，这笔债，他到死也要讨个公道。可是，就是这讨回公道的路，走得依然艰辛。
这次“北海道诉讼”是对日索赔的第15起案件，提起这次诉讼的共有43名中国劳工，诉讼请求是每个劳工赔偿2000万日元，日本政府和用工企业在日本和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向中国劳工公开道歉，从起诉到23号的一审判决，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
康健：“那诉讼现在离结束还比较远，日本是三审终审，即将宣判北海道和新泻的才一审。”
康健律师无法预测什么时候这起诉讼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这些中国劳工都年事已高。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叫宋君政，曾经亲自到日本北海道参加诉讼，在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伤痕累累，这些都是那段苦难的日子在他身上留下来的印记，去年10月份，老人因病去世。
赵宗仁：“一年接着死好几个，因为他们究竟都比我大得多。”
目前，43名提起“北海道诉讼”的劳工中已经有6人去世，他们没有等到胜利的时刻。而在和“北海道”诉讼一样的、众多马拉松式的诉讼中，中国劳工得到了日本很多有良知的律师和爱好和平人士坚定的支持，他们专门成立了“中国强制劳工诉讼律师团”和支援会，并且在日本开展签名声援中国劳工等行动。
任福润：“签名咱们看来可能无所谓的事，比较平淡的事。可在日本国要为一个中国的受害者签名声援，这对日本是有震动的，这一次二审都20万人签名。这签名实际对日本国民是一个教育，呼唤人性的一种举动。”
在赵宗仁老人起程之际，记者还见到了从日本来接老人的中国留学生胡晓君，他是受日本律师团的委派专程来北京的。
中国赴日留学生胡晓君：“他们日本律师团完全是义务帮助中国人的。”
在目前已经进行的诉讼中，中国劳工和律师赴日的诉讼费用基本都是由日本支援会支助的。这笔费用目前已经达到了1000万日元，不仅如此，日本律师团和后援团每次还会安排很多的宣传活动，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这一段历史，这一次赵宗仁老人到日本除了参加诉讼外，还将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进行演讲。由于很多日本人对过去的历史很不了解，中国劳工在控诉日本政府和企业暴行的同时也打动着众多的日本人。已故的宋君政老人到北海道出庭时，回想起当年的种种非人遭遇，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竟顾不上翻译，一口气讲了下去，等到讲完时，边上年轻的日本女翻译已经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
康健：“翻译止住自己哭声以后，她才说出那些话，她才翻译。她说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来说，确实没法忘记。”
康健律师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了解了那段历史，日本法院在审理战争赔偿的诉讼时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要在法庭上打赢这些官司并不容易，而她和他的当事人会坚持到底。
康健：“在2001年以后有些虽然还是败诉，但是承认事实。日本它自己宣称是一个民主国家，法制国家。面对这么一个严重的反人类的犯罪，如果你不承担责任的话，它没有资格说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法制国家。作为我们受害者受到这么严重的侵害，我们也有理由追究它责任，如果我们放弃了也是个悲哀。”
但是康健认为，日本方面仅有这些变化，对解决中国劳工问题还是远远不够，日本只有建立起相应的国家赔偿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赔偿问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问题，只是中日之间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中的一部分。像当年侵华日军留下的化学武器，也多次伤害了中国平民，并且还引发了新的对日索赔案件。
日军遗毒：正在作痛的伤口
说起对日索赔，最新的一起案件就是去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发生的8.4侵华日军遗留毒气伤人事件。去年8月4日凌晨，几位民工在齐齐哈尔市北疆花园小区工地，挖出了5个侵华日军埋下的毒气罐，结果因为转卖到废品收购站的过程中，毒气泄漏，最后导致40多人受伤，1人死亡。当时，事件中间的受害者提出日本方面应该给予赔偿。那么，时间过去了8个月，他们索赔的事进行的怎么样了呢？
王宇亮和陈荣喜，他们两个是邻居，因为在去年8月4号无意中将带有化学毒剂的工地土拉到胡同里，先后导致8人中毒。到现在已经出院几个月了，他们生活的怎样呢？
记者：“中毒40多个人里出院以后这些人，能正常工作的有多少？”
齐齐哈尔8·4事件中毒者陈荣喜：“据我所知好像是现在没有，都在家里，在家里养病。看上去身体是正常的，实际上还不能工作，现在身上感觉伤口刺挠、疼，晚上睡觉阴囊渗出，裤头都穿不了。”
陈荣喜告诉记者，他已经失去了建筑工地施工员的工作，而王宇亮也因为中毒后一直精神恍惚而卖掉了自己的出租车。8·4事件，使得这些健康的青年变成了失业的病人。这里就是当年误收了日军遗留的毒气桶的废品收购站。这个走到哪里都要靠着东西的小伙子叫王成，除了已经死亡的李贵珍，王成是我们拍摄到的最严重的中毒者。
中毒者王成的母亲：“20来天就感冒一次，就咳嗽就出黄痰。后脊梁上就起这些小疙瘩，像小疖子似的。就这样隔20来天就连脸上都起这个小疙瘩，然后就发烧，这块植皮没成活，这地方成活了，就这块踝骨这块没成活。人必然得动，脚一动，皮就走了没成活了。”
记者：“你现在这么瘦？”
中毒者王成的母亲：“现在吃饭一天吃不了多少，原先大米饭一天三碗，一顿饭现在吃半碗。”
王成曾经是这个废品收购站的工人，而这个看上去很爱美的姑娘是这个收购站的主人，她叫牛海英，她也曾经因为中毒在鬼门关徘徊过。牛海英告诉记者：“痒，割开的刀口通红的，还没变色，非常痒，平常的时候痒得厉害。没有活的时候，我就躲在旮旯里使劲，蹭一蹭。消炎药总是断不了，这事挺让我痛苦的，我就批发那便宜的青霉素吃。”
牛海英也许是8·4事件中40多名中毒者中唯一能稍微做些工作的人，毕竟收购站是自己家的。而22岁的王成，失去工作能力之后更担心失去生育能力。牛海英对记者说：“谁能给俺找对象，人家都20来岁结婚了，人家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我们这个怎么造成这种伤害。”
据了解，在2003年8-4事件中，中毒的44人平均年龄在30多岁，大多数的人最担心的就是不能除掉病根。据了解，每个中毒者最终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给予的13万元到113万元的“处理费”，但是，齐齐哈尔的毒气受害者和家属们认为，这笔钱给的不明不白，同时也远远不能拟补他们的痛苦。
齐齐哈尔毒气受害者家属：“不知道他们能犯多少次病，他们到底犯病程度是减轻还是加重，这个未知数咱不知道，所以这个钱我感觉在这里搁着也是一个零。心里有个什么底呢，政府转给我们这部分钱，觉得孩子如果再犯病还有希望存在。”
河南民工李贵珍是在去年8月4号因为日军遗留化学毒剂中毒而死亡的唯一一个人。他的死亡给他的家人从身体和精神上都带来巨大打击。李贵珍的家人明确表示，要跟日本政府讨个说法。2004年2月，齐齐哈尔的44名毒气受害者组成了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团。
哈尔滨北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向祥：“我们在2004年2月1日跟受害人签署了委托书，3月5日中日两国的律师进行了首次调查。我们正在策划6月25日跟中日两国律师组成大规模的律师调查团，在这之前，也就是4月26日之前，我们要请8·4事件的受害人到日本去进行诉讼前的宣传准备工作。”
王成等受害者告诉《经济半小时》的记者，今年8月4日，也就是在8.4毒气伤人事件一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将正式向日本法院起诉，提出索赔要求。不过，他们对起诉的结果也很担心。因为，从过去对日索赔的案例来看，成功的非常少。那么，这些受害者究竟会面临哪些法律上的障碍呢？
对日索赔背景
尽管抗日战争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但中日之间，那场战争留下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散去，战争的创伤还等待着现在的人们去抚平。在这种背景下，一起起民间赔偿案，也就一次次把历史和现实拉到了一处。
67年前爆发的那场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当年起码有100万人死于日军的细菌战、毒化武器中；近4万人被强征为劳工，其中6000多人不堪奴役，客死异乡；与此同时，至少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逼为慰安妇，遭受旷古未闻的苦难。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和活体解剖、平顶山惨案、无差别轰炸、强征劳工和随军慰安妇、遗留毒气弹伤人事件，这些血洗的历史带来的伤痛至今难以愈合。为了讨回公道，从8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一些战争受害者就提起诉讼共有23起。
在受害者提起的这23起诉讼中，目前有3起胜诉，1起和解，其余19起诉讼还在日本的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审理当中。相比德国在战后表现出来的坦诚，日本显得并不宽容。在这23起诉讼中，先后有11起被驳回起诉。从起诉到一审判决，中间的过程似乎格外漫长，每一个诉讼都要经过数十次开庭，最短的过程是2年，而最长的历时8年多，至今没有进展。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并没有停止诉讼的脚步，比起诉讼的赔偿要求，他们更希望，这一系列的诉讼斗争，能够促成日本政府在面对历史时的坦诚。
律师专访
23比3，这个概率可以说高度概括了民间对日索赔的难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司法机构，对索赔案的态度。律师苏向祥从1995年起，用9年时间自费调查取证日本遗留化学武器问题，共接触芥子气受害者200多人，取证1000多份。目前，他是8.4事件受害者的中方代理律师，《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记者：“对日民间索赔，在法律上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律师苏向祥：“法律上的难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日本政府总是以国家无答责，公民个人是否有权起诉国家，也就是《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的问题。还有诉讼的时效和处置期间的问题，一直是以这三点来进行抗辩的，比如说福冈的劳工案件，日本政府仍然拿出国家无答责进行抗辩。国家无答责你给讲一下，它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在天皇制的国家，国家犯了错误不需要承担责任，这就是简称为国家无答责。”
记者：“那么最终在福冈的劳工案件和遗弃化学武器的案件当中，我们一审全部获得了突破。”
苏向祥：“那么第二个就是《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的问题，国家放弃了战争赔偿权是否包括国民放弃。那么在理论上，或者是在中日两国之间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所以日本政府拿出这一条，法官判定不能成立。另外就是时效，日本政府一直以1972年建交那一时段开始计算，那么超过了20年，你的诉讼超过了20年就不能再提起了。我们胜诉最彻底的一次，就是去年的9月29日化学武器的诉讼过程中，日本的法官判定从1986年开始计算。”
记者：“那么作为中国的老百姓受到伤害以后，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到日本打官司，诉讼去告日本，有没有这个权利？”
苏向祥：“是有权利的，那么我们的诉讼应用的是跨国的诉讼。首先适用的是《国际公法》和《国际司法》，那么受害人起诉日本政府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力，在法律上是有这个明确依据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日方提出的几个法律的，或者其它方面的这三个理由，现在仍然是我们进行民间索赔诉讼的障碍吗？”
苏向祥：“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拿出那四条抗辩的理由，我们也是有办法可以突破的。因为我们可以继承前八年的一个战果，来接着和他作战。那么我们认为最大困难不在法庭上，在于中国国民的支持程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及日本国民的支持程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今天一审宣判的这起诉讼案，最近一个月时间里，还将有两起中国劳工索赔诉讼案会在日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民间对日索赔案件里，既包括了经济内容，也涉及到了中日两国的法律制度。正如一位日本律师所说，这些复杂的问题，只有日本方面真诚面对，才能给受害者一个尽量合理的赔偿，让他们的伤口不再受伤。（记者：孟庆海 王朝阳 詹丽清）--来源：《经济半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