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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星光:致石原慎太郎君的公开信(二)

更新时间:2004-3-8 10:24:27

凌星光:致石原慎太郎君的公开信(一)

石原慎太郎君∶

    光明荏苒,笔者与贵君转眼已有10多年未谋面了。笔者因于今年8月4日在《产经新闻》上拜读到贵君以《昔日遣唐使  今日非法入境者》为题的文章,有感于贵君“为今后(日中)两国之友好亲善”之言,而作此公开信以商榷。之所以未以私人信件形式递送,是担心再度被搁置一边。
    也许贵君不曾记得,贵君当选东京都知事时,笔者曾致函贵君,在作为校友表示祝贺的同时,对贵君“如果‘第三国人’或‘支那人’这样的称呼会伤害对方的感情,今后将不再使用”之言以及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不能否认在混乱之中发生了杀伤事件”的表态予以了肯定,并力谏贵君专心治理东京都政事,外交问题慎言为好。然而,该书信杳无回音。
    今年4月14日,贵君以压倒优势在竞选中获胜,再次当选东京都知事。笔者亦曾备书恭贺(请参照另附资料),然而,脑中难以拂去会像上次一样被冷落的念头,终于没有寄出,翌日即启程赴中国。5月初返回福井私宅时,接到同期校友寄来的再度当选庆祝会邀请信,但已逾期多日,未能参加。心想将迟迟未发的14日写下的信函寄出聊以弥补缺憾,但隐隐觉得徒劳没有付诸行动。
    回想起来,初见贵君还是在贵君担任运输大臣之时,在如水会馆同期校友大会上,有笔者所属W班的朋友引荐而实现的。笔者与贵君虽是一桥大学同期在校生,却大学时期并无接触。笔者在校时间一年半左右,于1953年7月退学回国。其后,因为日中两国敌对关系持续20多年,一直未有机会再来日本。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又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员往来依然没有自由。直至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笔者才有了一年来日本3、4次的机会,得以与贵君结识。
    与贵君初次见面时,正遇到日本某高中赴上海毕业旅行团不幸出事故,贵君严辞相咎“贵国这样不安全,再也不能让学生毕业旅行到中国去了。”笔者一时无言以答。当时中国盛行拜金主义,人们正失去往日对自己岗位的责任感,笔者致力于抵制这种潮流,而贵君的指责直抵要害。后来,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现在已经跃升为世界上安全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此后,笔者又曾数次与贵君会面。
    后来,通过新闻报道得知贵君在美国发表“南京大屠杀纯系捏造”的言论,笔者当即想劝贵君尽快对此言论进行解释以求得谅解,但当时笔者已从东京转赴金泽大学任教,于是联系不便而一拖再拖,转眼间《人民日报》已开始抨击此言论,补救已“为时晚矣!”其后,与贵君的联系就疏阔了。也曾出于同窗的角度,对于贵君这种在中国臭名昭著,在日本深得人心的情形感到一种责任,便托高桥宏君(原日本邮船副社长)“想些办法劝一劝”。
    现在回到原题上来,笔者对于贵君8月4日发表的文章作以下评论∶

1. 对于外籍犯罪者应该稽查
    笔者对于贵君“对于非法入境滞留外国人行动猖獗的东京池袋地区进行了多方位大规模整顿”之举衷心称快。对于违法者及犯罪者,无论哪国籍人,都应进行稽查,确保社会治安,这是执政者最基本的职责。现在经常有非法入境滞留日本的中国人犯刑事案件的报道,这些案例严重损害了在日本的中国人形象,并株连合法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受累。如果经过这次整顿,中国人犯罪案件能大幅度减少,那将是求之不得的。为 了使此次整顿更加巩固,也许需要考虑在不触及司法权的范围内求助于在日华侨华人组织的力量。
    另外,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犯罪活动也日趋国际化,负责社会治安的机构也应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实际上,前年中国公安部长来日本访问后,日中掌管治安当局之间的合作关系日渐深入,最近,日中两国警方就联手对罪犯在日本犯案后潜逃回中国的案件进行追踪。因而贵君指责中国治安当局的以下说法是不恰当的。贵君说∶“既没有看到日本政府向对方国抗议,又没有听说对方国知道后感到内疚。”

2.不应该使用“支那”这一字眼
    在言及中国历史时使用“支那”这一字眼,某些场合从学术角度讲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贵君谈到日本人的起源时,曾使用“支那”一词,这姑且可以解释为指古代中国。但如果用来指现代中国,使用“支那”一词就不合适了。贵君论文中的“今日日本与支那的关系”所用“支那”一词,显然,是不恰当的。笔者上小学时,经常遭到周围人的欺侮,当时他们喊的就是“支那人”或“chankoro人”(对中国人的辱蔑称呼)。江户时代另作别论,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之后,“支那”、“支那人”这个称呼,就明显沾带上蔑视中国人的色彩。这不是“支那”一词来自于“秦”的“CHINA”转变过来这一语源问题,而是实际上怎么用的。就像“JAP”是“JAPANESE”的简称一样,从语源角度讲无任何问题,然而美国及英国人在使用“JAP”一词时,是带有蔑视日本人的涵义的。所以,有教养的英美国家人士都不使用这一词汇。贵君身居显位,却使用“支那”这种损害中国民众感情的字眼,显然,是不妥当的。

3. 日本的民族与中国的汉民族都是混血民族
    贵君写道∶“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于这个狭小的日本列岛之四面八方的任何一隅一一支那、朝鲜、蒙古,远及东亚乃至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日本人从人种角度讲绝非单一血统形成”。这虽然是一般常识,但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值得肯定。但是,贵君又写道∶“大脑生理学研究征实,多民族之间进行混血,由于有特殊的酶在起作用,容易衍生出优秀的人才。这正好与历史已经征实的‘日本人’优秀这一特性相吻合”。如此由其演译出日本民族具有优越性的论点是难以立足的。
    事实上,所谓民族是相对而言,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一个从不间断的混血过程。
以吾之观测,混血最为深层的也许要属于汉民族了。再怎么讲,多达12亿人口的一个民族,是近乎不可能的。汉民族是在长达5000年的历史当中,由居住在中国大陆的诸民族融和而逐渐形成的。(笔者注∶实际上,汉民族内部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而整体性完全依赖于汉字。)其混血的程度,恐怕比日本民族要过之而无不及,难道由此能判断汉民族比日本民族要“优秀”吗? 再有,犹太人种以聪明而著称,从混血的观点就难以解释。一个民族之优秀与否与其历史文化戚戚相关,不能笼统地分成优劣两极。一般说来,既有长处,也有短处。

4.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优劣
   原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因为谈到日本民族的优势在于其单一民族而引起争议。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角度看,日本民族属混血民族,而绝非单一民族。不过,在过去的1400多年间,日本一直维系着单一的政治统治、单一的民族国家,这乃是无庸置疑的事实。所以,贵君“其实比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还要‘合众国’”的说法是不确切的。然而,对于贵君有关“基于国家民族大计,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和纠正年龄分布不均”,又是“为了解决非法入境、非法滞留外国人问题,我们也应该摒弃一切与历史不符合的虚妄的民族意识,现在已经到了为保证国家社会繁荣而果断地推行积极的移民政策的时候”的论述,笔者要给予高度评价。
   近代国际政治视国家主权为绝对的。由于单一民族国家容易达成共识,有时在国际政治关系上占居有利地位。但是,在20世纪末,全球化的步伐日渐加快,国家主权开始出现相对化的倾向。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趋势将更为明显。因而单一民族国家容易囿于自我封闭这一负面因素,就有可能凸现出来了。贵君洞察这一趋势,提出“摒弃虚妄的民族意识”的论点,可以说是一矢中的。
  笔者曾赴美旅行,与众多美国人接触后感觉到,虽然美国存在诸多棘手的问题,但美国是民主国家,极具包容力。而这种包容力与中国多少有些相似。这恐怕是,由移民构成的美国与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国均有“多民族国家”的特点所致。日本如果今后能够大胆地接受其他民族融入,将增强社会的包容力,促进其国际化程度。

5. 非法滞留人员的剧增及移民政策的转变
    日本至今为止一贯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采取严格的政策,其目的是维持单一民族的优势。然而,其结果是造成非法滞留.非法入境者剧增至数十万,导致日本警方已无暇应对。根据“自然法”,本来,在地球上出生的所有个人,对于他(她)愿生活在什么地方应该有选择的自由,可视之为“基本人权”。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为追逐富裕生活而向发达国家移动,是适合于规律性的。但现实世界存在国家这一壁垒。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南北问题得到解决时,限制自由移动权利的国家壁垒才会消失。在未达到这一目标之前,以国家为单位对国际间人员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是不可缺少的。
    贵君关于“正是在国际关系中看到的各种各样差异的存在,才促使人际往来强制地进行,文明受到刺激,因而文化亦发生变化和得到发展这一历史原理”的论述,笔者认为言之有理。贵君还指出“为了今后两国的亲善,我们已经到了从国家的角度认真考虑如何改善这种状况( 笔者注∶指与唐朝时期比较‘彼我处境颠倒过来的今日之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并提出了“已到了非深入探讨移民政策不可的时候”的建议。笔者以为这正是指出了21世纪日本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予以高度评价。

6、知识产权保护之相对性
    知识、科学、技术本来事关人类的进步,不应立足于个人、企业、国家层次上去考虑。著名科学家当中,欲将自己取得的科学成果占为己有者是极其个别的,绝大多数人愿意将自己的成果推广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基于进一步丰富人类世代继承和发展过来的文化遗产这一纯真意愿所致。然而,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切事物都有商品化的规律性,技术也被视作商品进行交易,于是产生了知识产权这一概念。虽然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绝对的。尤其从解决南北问题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对把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应持宽容的态度。
    近些年来,中国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及经营管理方法,竞争力讯速得到加强。为此,发达国家之宽容、日本之宽容有所收缩,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贵君之言,即“现在的状况是,受廉价劳动力吸引而转移到海外的、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企业成了上钩之鱼,许多无法以金钱计算的关键技术被轻而易举地盗用了”,是很不妥当的。“学习”与“盗用”技术之间仅是毫厘之差,一旦想对技术实行保密,就会产生“盗用”和“被盗”这一对关系,而若是积极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主动转让技术,则会形成“学习”和“传授”的关系。何况,中国    为引进日本的技术付出了巨额“代价”,而且其支付程度远超过二战后日本向美国支付的“代价”。这是因为技术转让壁垒比以前更被抬高。
    贵君又写道∶“日本曾经受其与支那大陆文化差距的刺激,为了吸收其文化和提高自己派遣众多精英作为遣唐使前往彼地。他们以由国家调配和颁与的沙金,在彼地抄写禁止外传的经文等,兢兢业业地吸收了其文化”。如若贵君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如今中国也非常热衷于吸收日本的技术,何不像古代中国一样持宽容大度的心态以待呢? 贵君亦云“据司马辽太郎说,世界上为学习外国文化而正正经经地支付了金钱的民族只有日本。”这样说未免言过其实。众所周知,日本当年从中国吸收的不仅仅是经文,而且是涉及到所有领域,其价值岂能用日本特产的沙金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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