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30日    人民网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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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09年11月30日10:57

中日企业合作在危机中寻找新契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季彬摄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谁将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的“执牛耳者”?这已成为全球经济缓慢复苏过程中人们广泛讨论的话题。11月24日,“中日青年经济领袖对话暨中日企业家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作为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第三位的经济大国,两国的经济合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双方企业在哪些新领域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对于关心世界经济未来的人们,这些话题值得关注。 

    日本对华投资的“三次高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介绍,从1979年开始,已经有两万多家日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经济活动,其间经历了“三次高潮”。而在目前,日本对华投资则处于“低潮期”。 

    第一个高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向沿海经济特区的资本投资;第二个高潮出现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这两次投资,在经营方式上以中日合资企业为主的“合资时代”,通常是日本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在中国各地建立以生产企业为主的加工型基地;第三次高潮在2001年后,到200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65.3亿美元。这期间,投资方式以日方独资企业为主。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日本的跨国公司开始向研发、销售、服务等方面全方位发展,可称为“市场获得型投资”。 

    统计显示,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大部分获利丰厚,有力地支持了日本经济度过衰退期,实现复苏和增长。同时,对中国经济也作出了贡献,表现为:其一,缓解了中国的资金不足;其二,促进了技术水平提升;其三,促进培养了经营管理人才和创造了就业机会;其四,促进了中国外贸发展。 

    不过,200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06年新增项目下降了20.8%,实际到位资金下降了30%,2007年下降了22%,2008年稍微有一些恢复,也仅仅是1.7%的微弱正增长。 

    张季风认为,中日经济这种徘徊和低迷状态双方都有原因。从日方看,首先是连续高增长以后的周期性调整。其次是分散风险。比如,日本企业加快了对印度的投资,2006年对印度投资636亿日元,到了2008年达到8089亿日元,超过中国。 

    从中方看,国内的投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利用外资从“增加数量”向“提高质量”转换,开始拒绝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复投资企业。另外,沿海地区电力、用水短缺,地价上涨,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实行了“两税合一”,这一系列政策调整,都对外资的随意进入构成限制,日本的投资自然也受到影响。 

    新能源合作方兴未艾 

    与会的多数专家和企业家都认为,在新形势下,中日经济合作需要拓展新领域、寻找新机遇。 

    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清川佑二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发达国家的资源以及能源消费结构不予以改变,目前的产业、交通、生产方式不予以改变,世界经济不可能再次得到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世界有必要创造出一种“新的产业文明”,特别是在经济、能源、环境(英文Economy, Energy,Environment)的3E领域,发展节能、新能源、摆脱石油依赖等的“绿色产业”战略,才可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他说:“世界进入了‘产业文明转换期’的新时代。” 

    事实上,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体验到了石油危机和能源稀缺的压力,并很早就开始致力于创造节能、环保型经济。而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致力于推进环境友好型经济建设,尤其在当下更是大力推进新能源产业,双方的共同点非常多。目前,日本对华投资在汽车、高速铁路、节能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核电站等领域有很多机会。 

    张季风表示,在政治层面日方已经提出了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倡议,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在经济合作方面,他建议当下最容易实现的是共同推动“中日能源环境共同体”,这也最能体现中日之间、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 

    “东亚能源环境共同体类似欧洲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她将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雏形。”他说,“雏形建好了,再循序渐进地推进共同货币和经济共同体。” 

    中国企业向日本学什么 

    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倡议并不是最近。几年前就有日本经济战略家提出,日本经济要“身体在亚洲,大脑在美国”,就是高端技术要跟美国合作,产业要布局在东亚。 

    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认为,日本因其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稀缺、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匮乏,需要把产业从本岛扩张到全球。布局越广,产业越大,风险就越高,需要战略后方的支援。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已经开始把中低端产业向韩国、东南亚转移,希望把东亚各国整合起来进行产业分工。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白益民认为,最应该向日本学习的是其“财团体制”。二战后,日本经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综合商社模式”,商社本身是产业、金融、商业的结合体,海军是商业,空军是金融,陆军是产业,可谓“海、陆、空三位一体”。这样,日本财团在海外扩张中一有动作,三军听命,进行“立体化商战”,正是用这一着,才逐渐在美国、欧洲的竞争对手面前占有优势。事实上,这种“财团模式”的价值观传承原本发端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依靠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协作的“体系作战”优势,才构筑了在现代商业社会的核心竞争力。 

    有许多研究者指出,在东亚经济体中,日本一直以来以其优势地位占据着产业链的高端。日本已经成为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工业化成长道路上的技术、设备甚至是产品提供者。除了印度尼西亚靠石油贸易获得顺差,其他亚洲国家对日贸易都是逆差。 

    中国对日贸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是逆差,仅2006年就高达241亿美元。2002年至2006年的5年间逆差累计达812亿美元。白益民说,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巨大的同时,出现对日贸易高额逆差,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中国背负了日本对美的顺差——日资企业在中国组装产品卖给美国,中国只赚一些打工钱。 

    即便现实情况并非对中国有利,但中方显然对“东亚共同体”的合作共赢前景表示乐观。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储吉旺就表示,日本的工业企业管理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这恰恰是中国企业学习和赶超的最好目标,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给日本经济提供了机会,日资企业可以在中国广阔的市场上获得更多利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排头兵三一重工也表示,在危机的调整期,他们正在大力推进“精益制造工程”,加强内部管理和流程再造,而学习的榜样就是日本的“丰田制造模式”。 

    白益民认为,形成“东亚共同体”之前,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产业军团”,只有这样才能与日本企业形成起码的平等和平衡关系。 

    “如果是单兵作战,犹如以游击队去应对对方的集团军,不可能在谈判、合作中占据主动。”他说,只有整编成中国自己的“军团”,才能在共同体中获利,实现技术升级,与日本企业共同合作开发新技术、新产业,进而在世界市场上占领先机。(记者 王磊)
 
    中国青年报   2009年11月30日

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清川佑二。季彬摄
 
(责任编辑:陈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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