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共同翻看抗日战争巨著的最后篇章(4)

照片说明：今天的北大红楼外景

    四，采访亲历抗日战争亲历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全世界的战争博物馆都像一个由三条支柱组成的巨大的鼎。这三条支柱就是“物证、人证”和“口述史”。缺一不可。

    例如，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着一把71年前29军官兵使用过的大刀。这把大刀的保存者叫杨云峰，如果活着，他有百岁了。杨云峰是1908年出生的，河南舞阳县人，1926年他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卢沟桥事变时在29军37师110旅当兵。他亲历了1933年的喜峰口大战，还亲历了1937年的七七事变。大刀，是29军发的。他本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家乡。大刀一直随身携带着。

    1987年，他把这把大刀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杨云峰虽然在5年前谢世了，但是，关于这把刀的来历、记录、录像都保留了下来。再过百年，这把大刀的来历也可以从“人证、物证”和“口述史”的角度，来说明卢沟桥事变的历史。

    然而，采访杨云峰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笔者写过《世间已无杨云峰》一文，却没有写采访的艰辛。我最后一次见到杨云峰老人是在六年前，他就坐在我的面前吃饭。我看见，这位29军的老兵把掉在桌子上的一根面条拾起来，放进嘴里。

    方略传媒的四家杂志社CEO让我去演讲，我提议让战争亲历者讲。

    既然请战争亲历者演讲就不能是“我主讲”，而是“他们主讲”。

    “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决定一生”，我马上就想到了采访难的问题。

    演讲的提议是两周前提出的。我马上开始训练曾亲历抗日战争的劳工们。

    85岁的考古学家马得志先生是知识分子。他能清楚、简洁地描绘他在日本国所经受的苦难。1944年还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抗日分子马得志被日寇逮捕，押送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在亲历无数苦难之后，马得志侥幸生存回到祖国。因为马先生有哮喘病和心脏病，所以，没有邀请马先生亲临会场给年轻人们回忆自己心目中的战祸。

    1972年中日建交以后，当年的劳工马得志先生曾在西安兵马俑接待过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他还以考古专家的身份会见过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前首相海部俊树、会见过冈崎嘉平太先生。会见过西园寺公一先生。还会见过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中国政府委托他的工作任务是：给日本国首相们讲解中国考古方面的发现、发展、进程和进步。

    我在日本留学时，听过中曾根康弘前首相的演讲。我知道他曾经是日本海军中尉军官，侵华战争时，他随舰艇到过中国的近海。我在日本留学期间还看过一本叫《摸过地狱之门的人》的书，描写的是前首相田中角荣作为侵华日军关东军的骑兵，他随部队一直打到距离北京相当近的三河县而发高烧，病退的故事。“摸过地狱之门”讲的就是骑兵田中角荣重病，高烧不退，险些丧命黄泉的故事。但是，这几位日本前首相确实，又为中日友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田中角荣前首相在1972年和毛泽东、周恩来握手，缔结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大知识份子马得志先生没有参会，是巨大的损失。

    尹文成先生85岁，是中国有名的民族学家、民俗学的研究学者。他的家在房山，我个人接送演讲老人实在困难，就放弃了邀请他来演讲。尹文成先生1944年作为中共党员的抗日分子被日军逮捕，最先关押在沙滩的北大红楼，后押送日本国当苦力的。时至今日，北大红楼还砖瓦不少地屹立在美术馆西边的大街上。方略传媒集团办公室就与北大红楼紧邻，可以说是鸡犬之声相闻相稳，树影婆娑相间。如今，天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路过北大红楼，独有战争亲历者尹文成先生感慨万千。

    尹文成先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叙述最丰富的思想内容。

    他回忆：“燕京大学的男学生抗日，被抓后被日本兵关在北大红楼的院子内。日本兵用细细的麻绳绑住二人的生殖器，放大狼狗撕咬，学生躲避，其中一人的生殖器已经在惨叫之中拉掉……”

    我曾经问尹文成：“那么，你当时的情景？”

    尹先生回答：“我无比恐惧，缩成一团，等待灾难的降临……”

    我采访尹文成有八年，他从来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身体在回忆中的颤抖，他的眼泪总在眼眶里沁着，他受伤的心，通过他的眼睛永远注视着我的心灵。

    我特别看不得男人难受，如果他落下泪来，我倒是释然了；如果像老尹那样眼泪在眼圈里转，我就特别受不了。关于眼泪的感受，我在卢沟桥上，给日本大阪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生，和日本读卖国际商业专门学院的学生们讲过，日本漂亮的女学生们都落下了热泪。

    北大红楼建于1918年，是北大文学院。当时，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都在北大红楼工作。1919年，毛泽东来到北京，也在北大红楼工作过。他担任过图书馆的助理员。毛泽东回忆道：“我每月八元钱。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北京晚报06年6月23日）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大红楼于1938年成为日本宪兵本部的“留置场”。1944年，尹文成先生就曾经在这里被关押、被严刑拷打过。尹文成和多位地下党员被日军从北大红楼地下室拖出来，五花大绑地扔上卡车，押送天津，推上运煤的轮船，押送到日本当劳工。

    85岁的尹文成先生未能参会，也少了寂静黑夜中的电闪雷鸣。

    能叙述清楚的人来不了，其余人是说不清楚的。

    有人问我：“报告文学和小说的区别？”

    我认为中国的报告文学分成两个学派；真实论派和虚构派。写小说虽然是虚构，但是，小说的底蕴也是源于生活的。比方，写《色戒》的张爱玲，有人批判她是流氓文学。我看《色戒》是极为出色的，原因在于《色戒》揭示、再现了当年残酷的现实。要不然，谁能“以各种各样人的口吻”给我解释一下日本怎么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整整15年？

    让我们大家回味一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怒斥日本特务机关长鸠山的一场戏。在戏剧中，鸠山还不如一个流氓坏。这当然是戏剧，戏剧就是“意会”的艺术。但是，为了表现英雄的高大就弱化了侵华日军的残忍是失败的。

    ——这样的戏剧结果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抗日战争中，中国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在屈辱和困难中浸泡，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也是源于生活的，是中国人在战争苦难的记忆中的一部分。我写的报告文学肯定是“真实派”类型的，只不过是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艰苦过程。
    
    采访没有知识的老人本身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艰苦过程。

    能去方略传媒集团演讲的劳工有四人。

    79岁的李良杰，他14岁被侵华日军强掳为劳工押送日本。

    88岁的赵忠义，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被俘。1944年被押送日本。

    76岁的赵宗仁，他14岁被日军逮捕，押送日本当劳工。

    74岁的关德印，他1942年8岁时，和父亲一起被日军逮捕，押送日本当劳工。

    我提前十天开始训练老人们。争取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说清楚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体会和感受。我的训练强化到：“您必须练习在一分钟之内说清楚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 

    老人们都没有文化，这是十天时间也弥补不上的裂痕。着急也没有用。

    “我要讲两个小时！我们劳工所受的困难三天也说不完！”

    “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当面骂过省委书记！”

    “我敢批评县长、县委书记！”

    “军委张万年将军曾经是我的下级……”

    “我们一冲锋，几百鬼子就完了……”

    “国民党军队的营长欺压百姓，让我枪毙了……”

    十天里，我天天训练亲历抗日战争的老人们：“不着边际的话，不着四六的话，与主题无关的话，与侵华战争无关的话题，都不要说。”

    ——还不能得罪老人们，是我请他们来的呀！

    演讲当天，四位劳工相当重视。88岁的赵忠义6点从门头沟出发，76岁的赵宗仁8点从顺义出发，74岁的关德印8点从北京大红门出发。上午，劳工们赶到我的家。第一步，是练习发言。一遍又一遍，真是着急。第二步，还是练习发言！去粗取精！围绕主题！第三步，请他们吃饭。这些老人在饭馆里光点便宜的饭菜；白菜炒豆腐、豆腐炒白菜。一共花了80元钱！这些饭菜，贪官污吏们是连看也不愿意看的呀！

    有人问我：“你一个人代替他们演讲不就成啦！”

    不行！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亲历者演讲，那么，会议的意义完全不同！

    有战争亲历者在，才是“战争的最后一页”。

    他们自然消亡了，1931年——1945年战争的巨著就合上了。

    下一部相关战争的巨著什么时候打开？——还不知道。

    为了让方略传媒集团的编辑、记者也参与采访的艰难，我同杂志社的王社长商量：

    “是否我挑选四个人现场分别采访四位劳工？”

    如果让我讲还不容易吗？关键是，我希望战争亲历者自己发言；听众自己提问！——重在参与，重在我们共同翻看战争巨著的最后篇章！

    我对方略传媒集团的员工们说：“……你们都是白岩松、都是柴静！我采访抗日战争亲历者十年了，我太熟悉他们了，而你们希望知道什么？你们希望在抗日战争这本巨著的最后篇章中读到什么？下面，就请你们自己现场来采访战争亲历者吧。”

    我随便在演讲现场挑选四位年轻人采访亲历战争的老人，四位中竟然有三位博士！

    老人们从太阳当空讲到日落西山。

    但是，好多时候，众人不知老人所云为何物。

    88岁的赵忠义老人演讲最后，竟然自己振臂高呼，举座震惊：

    “抗日战争胜利啦！给日本侵略者当奴隶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

    方略传媒集团的员工们到底是知识份子多，他们理解了战争亲历者要表述的重要内容和核心的含义。尤其是最后一讲的关德印先生，他8岁被日军强掳日本当劳工。他的父亲在受伤后给他认了12位干爹，意思是自己死后，让干爹把这个8岁的孩子带回中国去！但是，干爹也都相继惨死在异国他乡！他的演讲很清楚、很流畅、很有感染力。

    关德印应该是这次战争亲历者演讲“救驾”的人物，没有他，很多人会失望。

    我曾经写过《第十三个是亲爹》写的就是关德印先生的战争经历。

    我采访一次战争亲历者就受一次震动，这次旁听方略传媒编辑、记者采访感受同样：

    “有谁拿我们中国人当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所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是要掠夺我们中国的资源、奴役我们的人民呀！我们中国人只有自己站起来；我们中国人只有爱我们自己！我们中国人只有自强不息地迈入世界之林；他国的列强才会温文尔雅地与我们平起平坐！”

    我认为，爱国主义的教育不在次数的多少。这样的教育，一次足矣。（方 军）

    人民网日本版  2008年03月05日

照片说明：方略传媒新来的博士生正在采访关德印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