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拜托胡主席访日时带去我一个老兵的心愿(4)

照片说明：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

    四，92岁王建华是这样走向抗战道路的

    我非常想知道92岁王先生的历史。他为什么走向抗战道路的？王先生回忆：

    1935年，我18岁，父母早年双亡。我随同乡到武汉找生路。我后来的岳叔父方汉臣把我介绍给武汉警备旅二团四连连长陈德荣（汉川人），顶了一个名叫王开的逃兵，到新兵班受严格的军事训练。6个月后下到老兵班站岗放哨，先驻武昌，后换防驻汉阳。当了13个月二等兵后，升为一等兵轻机枪手，每天天不亮在汉阳古琴台空地操练。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河北宛平发动侵华战争即卢沟桥事变。当时日本在汉口还有领事馆和侨民，也有军队。我连奉命在汉阳南岸的银行仓库一带布防，以防日军在汉阳搞破坏。日本侨民离汉后，日本飞机几次轰炸汉阳，目标是我汉阳兵工厂，炸弹投到打扣巷河边，还炸了武昌车辆厂。

    “八一三”日寇发动上海战争。是时，我连驻扎于汉阳归元寺，我排驻扎于元妙观。中央调时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的陈诚出任第三战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因陈诚总司令身边只有一个卫士排（排长邱石麟），于是从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处请调一个机枪连、一个步兵连到上海参战。营部要求每连6名一、二等兵，我报了名。

    8月下旬，全旅两个团共调约300名士兵。其中一个机枪连，由连长况祥带领；步兵连100多人，由副官陈醒带领，在汉口乘船前往上海。在船上陈副官告诉大家，凡是顶替的名字可以改正。我原名王成宝，顶替名字叫王开，便自己取名王建华至今。旧社会军队士兵只有“箕斗册”（箕斗：手指印），记载姓名、年龄、籍贯，没有详细地址。如果战死，家中是不知道死活的。

    我们乘船到南京下关码头，转乘火车到苏州，再只能步行。敌机日夜在上空盘旋，侦察投弹，将桥梁全部炸毁，见人就用机枪扫射。我们艰难到达上海郊外的昆山县后就被接收，我被分配在卫士第一连。编队后没有枪发，只给每人一只口哨，监视敌机来袭时发信号，不管军民就地卧倒。上海前线敌人军舰日夜向我方开炮。淞沪战争一个多月，我军死伤数万人。

    那时，军政部长何应钦、第三战区长官冯玉祥、总司令陈诚每夜乘快艇到前线指挥。我方军力明显不够，而日寇有强大的攻击力量。敌海军陆战队登陆后我军无力抵抗，伤亡惨重。我们先驻昆山近郊赵家浜，后迁到东江泾。敌人登陆前，敌机更猛烈地在我后方投弹或机枪扫射。我的班长唐采芹就在我跟前被敌机枪打断大腿，送到后方被截肢（后来听说牺牲了）。我连随总部撤到苏州。我和另3名士兵被派遣，各发了一支快慢机盒子枪，跟交际副官蒋虎志打前站到宜兴。日寇登陆后势如破竹，而我方兵败如山倒。因双方武力太悬殊了，我们一个个恨得咬牙也没用。苏州百姓倾城出逃，水陆交通全部堵塞，车船都不能开。幸好陈诚总司令司机小刘急中生智，趁夜晚一个人以吉普车牵挂轿车，一人开车两辆车才逃到宜兴。

    待大队人马到宜兴后，我们又冒着大雨坐在军用卡车车头的行李上，一夜通过三个省—江苏（宜兴）、浙江（长兴）、安徽（广德），清晨到达安徽宣城。南京失陷后，我总部官员到了安徽绩溪。陈诚总司令从徽州乘飞机11月到达武汉。12月，我连才从江西玉山乘火车到达武昌。

    1938年是抗战的关键一年。南京失守后，中央政府迁往重庆。日寇妄想攻下武汉，直扑重庆，一举灭亡中国，遭到了全中国人民有力的抵抗。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指挥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不抗日，被“骗”到武汉，秘密处决。当时国共合作，全国军民一致抗战，武汉是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政府调陈诚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施伯衡，副参谋长柳际明），总部设在原熊廷弼路，即现湖北教育学院内。1938年，军委政治部成立。总司令陈诚兼任部长，3位副部长为黄琪翔、周恩来、张励生，秘书长贺衷寒，总务厅长赵志尧，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驻昙华林。我担任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大门的警卫班长。从前方下来很多伤兵，自恃抗战受伤有功，有些不遵守纪律，无理取闹。武汉卫戍司令部发布布告：让伤病一律到医院或兵站养伤，不准随意外出，对不遵守纪律者按军法论处。这使武汉秩序恢复了正常。

    1938年，日寇飞机在武汉上空与我国空军发生空战。有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多人在空战中壮烈牺牲，遗体安葬在汉口解放公园内。我军陈怀民也在此次空战中壮烈牺牲。7月，多架敌机轰炸武汉卫戍总部和政治部，从蛇山到总部投弹多枚。当时，我在两部大门执勤领班。敌机空袭时，我们进入早在马路中间花坛挖好的散兵坑。敌弹命中花坛，弹坑直径约5米，距我躲避的散兵坑不到半米。

    1938年秋，陈总奉命成立第九战区。武汉卫戍司令由罗卓英接任。我随九战区长官部撤出武汉。经过崇阳时连长派我给苏联籍炮兵顾问当临时卫士。顾问、翻译和我乘顾问专用轿车星夜赶赴江西武宁。一夜一天到达李玉棠第八军部前线。午后三四点，我军以长射炮发射3炮。敌阵地在距军部十华里处的磨盘山。冲锋号吹响后，步枪、机关枪齐鸣。守敌很顽强，仅一个多小时，我军伤兵不断从战场上抬下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悲壮场面。半夜过后，日军向我左翼扑来。军长下令，将特务连调出抵抗。同时，通讯兵叫我陪顾问和翻译快乘车走，因为农民正在破坏公路。我们离开军部前线指挥部时，夜色中看到数百农民正在破坏公路以阻挡日寇的坦克。凌晨时见到许多伤兵哀呼“师长救命”（以为我们的车是师长车），其情叫人惨淡于心！我们凌晨到了修水县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部，汇报了前方战况，王总司令要求顾问转请上级增加武器弹药。当日由平江回到崇阳，我归了连队。
 
    1938年12月31日，敌机空袭常德时，我和任灿副官一道到前线送款，住到湘西大旅社。敌机临空时，我跑到旅店后门巷内一个门楣下躲避，发现9架敌机并排飞行，其中8架在我右首，一架正对着我。忽然天空嗖嗖响，炸弹就像6月暴雨随飞机的惯性向我砸来。我非常敏捷地猛向左边跑了10余米，炸弹落下将我先前站过的那些房屋炸塌。任灿在湘西大旅社吓得满头冷汉，我沉着地拉着他往被炸房屋方向奔跑，一不小心踩着被炸死人的一块肉，差点摔倒。直到敌机离去后，我还惊魂未定，对任灿说“差一点过不成年”。当日，抵达沅陵营地。随后，连部令我班仍返常德与全连集中。我班到了常德，连长陈孟阶派我陪他的未婚妻伍琼英一道乘军车到沙市再转宜昌，连长随部队步行一个星期也到了宜昌。

    1939年，我连随陈长官到重庆。驻巴县乡下土主场和虎溪河期间与政治部政工队员一起演剧、唱歌，宣传抗日。我还参加了政工队员（都是中共党员）的生活会。至今记得他（她）们中有汤宛默、汤容实姐妹俩和吴崇伦、钱运华。不知他们是否还健在？我真想见见他们。吴崇伦带我和萧文、郝会林3位班长一起到曾家岩中共重庆办事处，见到董必武主任，但未谈话。从我们士兵眼中看，当年国共合作抗日是比较融洽的。后来，我的一个班被调往李子坝《扫荡报》报社担任保卫半年。我们连驻巴县土主场时在陈长官公馆附近常见到陈长官的母亲，每逢陈长官下班时她总拄着拐杖站着迎接。陈长官对母亲总是行举手军礼后搀扶着母亲进屋。其子女都欢呼起来“爸爸回来了”，他的子女每人一个保姆，家中由陈夫人谭祥小姐的侄媳统管家教。

    1940年，我连全部到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政治部执行保卫任务。当年夏季，敌人轰炸重庆两次：一次炸中央公园一带，炸死很多市民；第二次炸两路口政治部。礼堂被炸，防空洞顶也投了一弹，未被炸损。法国领事人员和我们共用一个防空洞。他们听到炸弹声都吓哭了，我们中国人却非常镇定，若无其事。

    1941年，宜昌失守。张自忠在宜城与敌作战牺牲后，中央调陈诚出川接管张自忠的防地任五战区右翼指挥。陈诚在宜昌雾渡河二十六集团军周岩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反攻宜昌。我带领一个排担任保卫。经报请中央后，中央指示“只守勿攻”。随后，陈诚在恩施成立第六战区，由郭忏、吴奇伟分别任江防及江防上游总司令。我连由沙镇溪随总部前往恩施，驻扎在五峰山下土桥坝下杨湾陈诚公馆附近，陈诚还兼任湖北省主席。一天，我们查岗哨时见到陈诚长子陈履安（1938年在庐山出生，他当时只有5岁，我们卫士都称他为大弟弟）正在门前长坪持一玩具枪玩。玩得正起劲时，忽见刘云翰少将参谋处长过来。他立即将玩具枪皮带横挂肩上，向刘处长行举手礼。刘处长急与他握手。待刘处长进屋后，他才继续玩枪。一个5岁的孩子如此有礼貌，足见将门之子教育的优良。 

    回到恩施后，我被调去训练新兵。这批新兵来自湖南溆浦县，我与他们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新兵衣服都长了虱子，我在老百姓家中借来大锅和饭甑，拾干柴将虱子蒸死。我还给每位弟兄写信报平安。我们的房东彭老倌非常感动，对弟兄们说“王班长真象你们的兄长一样”，并给我单独准备卧具和腊肉。当年，我被提升到六战区干训团当准尉司务长。离队时，全连官兵自发为我饯行并为我购置行李用具（因为士兵只有军毯）。在六战区干训团，我见过很多军长以上的官员，如郭忏、黄琪翔、吴奇伟、周岩等。先后担任将官班主任的还有何绍洲、李及兰、石祖璜、宋瑞柯、胡琏。在干训团我干了4年，换了5位教育长：樊崧甫、孔令恂、蔡忠—，彭位仁和彭善。
 
    由于我工作卖力，3年时间，我晋升了四级。从准尉一直到上尉。当时军纪很严，长官可以打人。第一任教育长樊崧甫因为学员（都是校级以上的军官）不够吃，当着那么多军、师长的面打了我三扁担。事后查清不是我的责任，教育长手令升我一级并担任随从在团部工作，可能是觉得我能够受委屈吧！准尉仅当了4个月。此后，凡是干训团有重大活动都由我任采购。如湖北五峰渔阳关大捷，中央慰问团居正司法院院长到干训团慰劳官兵，由我主持招待，要求是“既节约，又丰盛”。平时干训团干部学员吃饭一律四菜一汤，中央慰问团八菜一汤。战时非常困难，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后来，教育长辞职回重庆，将我带到重庆他的家中欲安排我到军政部工作。我要求仍回恩施。临行时，他不但给我200元，还亲笔给干训团总务长和代教育长各写一信，介绍我的长处。

    1943年，日寇占领缅甸后，准备从那里进攻我云南大后方。中央号召全国10万知识青年从军。新组建的远征军总司令由陈诚担任。陈的卫士连长罗云生邀我到该连当中尉副连长。是时，我在干训团已升为中尉且干得比较顺，就没有去。六战区长官一职由孙连仲和孙蔚如先后接任。

    1945年，我的老营长周新到宜昌接任运输二十八团团长，我随他一起在团部当上尉副官。当年4月，德国法西斯战败，抗战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运输二十八团撤销，被编入失业军官大队，开赴建始县下坝观，直到日本投降，才回到武汉。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们正驻建始。那个边陲小县，在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时，欢欣鼓舞，放鞭庆贺胜利。我亲眼看到县城的街道上像铺了红地毯一般，鞭炮屑足有一寸厚。八年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

    王老总结：陈诚将军抗日战争期间,主张抗日，先后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等职,指挥所部参加淞沪、武汉、宜昌诸战役。在这个期间，我一直担当陈诚警卫连的一员。我目睹了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烈、牺牲、前赴后继、英勇牺牲！陈诚对蒋介石特别尊敬。由于多年跟随陈诚，王建华注意到他的好多习惯，比如，“陈诚接电话时只要是立正站着，口口称‘是，是，是’，对方一定是蒋委员长”。他除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外，还兼任由鄂东、鄂南等沦陷区迁往鄂西的“湖北联合高中”校长。陈说“将来战争胜利了，搞建设要靠他们”。当时，流亡学生穿的是军服，吃的比我们当兵的还要好。

    抗战时，我们一心为国捐躯，作为热血青年，很少有人考虑自己的婚事，都说要赶走日本鬼子再成家。我和我的未婚妻是应“媒妁之言”在老家订婚。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10年过去了，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2月，我们在武汉结婚。婚礼当天，我接到铁道军运指挥部命令，调任该部上尉课员，在汉口大智门友益街上班，真可谓双喜临门。

    王老重复：前面说过了，1946年2月，军运指挥部接到遣返日本战俘命令，共成立7个班次，每天从汉口江岸车站发一列车载2000名日军战俘到郑州，然后转陇海路到南京。我和易周课长一个班，每周一往返。我跑了3趟郑州。

    我的整个军旅生涯大部分都是在抗战中度过的。作为一个普通士兵，我为自己把青年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而感到骄傲。由于历史的原因，我这段经历羞于向自己的后人陈诉。特别是我的长子，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进步青年，参加了1965年文革以前最后一届高考。作为武汉市重点中学班级的学习委员，他不仅没有被录取，甚至至今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孩子一直埋怨我：“你干什么不好，偏要参加国民党军队？”我无言以对：一人有罪一人当，怎么能拖累后一代呢？可谁又知道事情的变迁呢？我成天和共产党员在一起，还到过中共重庆办事处，见过董必武。怎么没有想到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呢？如果当年投奔共产党八路军，“文革”期间会不会说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呢？这些话现在说起来可能是笑话了。历史怎么能假设呢？还好，我幸亏活到了今天。我能够大胆而自豪地讲自己的历史。如上文所述，我曾4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来我才知道，我1937年报名到上海前线，我所在的那个班的战士（从武汉警备旅改编一八五师）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全部牺牲。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小时候身体虚弱，九死一生的我，怎么能活到92岁？可能是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在保佑我。（方 军）

    人民网日本版  2008年04月11日

照片说明：1937年8月日军登陆上海后炮击中国军队

照片说明：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犯下无数罪行的日军竟然当街弹奏抢来的钢琴

照片说明：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军人

照片说明：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中的蚌埠车站

照片说明：侵华战争中日本军人和中国的农民

照片说明：1945年9月北平的老百姓聚会庆祝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