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侵华日军战俘幸存者参观中国战俘博物馆（2）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给5位幸存战俘讲解战俘博物馆概要

    二，铁一样的证据是从哪里来的？ 

    欧洲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国有战俘博物馆。

    中国的战俘博物馆在成都。成都有千年都江堰，也有百年抗战馆。

    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中，有13座博物馆，“不屈战俘”博物馆是其中一座。

    是战争，就会有死亡、阵亡、牺牲。

    是战争，就会有受伤、战伤、负伤。

    是战争，当然会有俘虏、战俘、被俘。

    我1991年开始在日本国采访亲历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我1997年开始，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中国老战士。他们是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爱国华侨，美国援华空军，性奴隶，空袭、细菌战受害者，东北抗联等。其中，我采访过不幸被侵华日军俘虏过的各种人物有30几人。抗俘的身份是在转化的，他们首先是战争中的俘虏，然后根据侵华日军的需要转化成所谓的“慰安妇”、“劳工”等。

    我只能带我采访过的“被俘人员”去参观战俘博物馆。因为，我能界定他们的身份。

    我采访过的所谓“战俘”朋友都有谁呢？他们是：今年89岁的八路军老战士赵忠义先生，今年83岁张世杰老先生，李良杰先生今年79岁，赵宗仁先生今年77岁，76岁的关德印先生。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中国故事》的编导王伟民先生刚刚好，也在建川博物馆拍摄、制作电视节目。王编导问我，战俘参观战俘博物馆的意义何在？我回答：

    是战争，就有战俘。而“战俘”是“人证、物证、口述史”的一部分。一个战争博物馆的馆藏内容好比一个三条腿的巨鼎，而这三条腿，就是“人证、物证、口述史。”

    亲历抗日战争的“抗俘”是第一次参观战俘博物馆，这在人类战争历史上也不多见。至于以后，这样的机会是不是还能让媒体再“遇到”也不好说。也许，就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屈战俘”博物馆是钢筋水泥建成的，墙上有照片，展柜里有刀枪。但是，“物证”是死的。今天，“人证”来了，“口述史”来了！参观者会惊呼：

    原来战争距离我们这么近！声音可以聆听！人物可以接触！苦难可以触摸！

    我还对王编导说：战争就是一本巨著！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就是巨著的最后一页！您看完了，这本巨著最后一页就翻过去了。战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走到今天，战争的巨著一本又一本摆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书架上。旧的一页终究会合上，新的一页无疑会打开，再一次呈现在公众面前。
博物馆、电视人、作家的任务其实都是一样的：记录历史，让后人评说、借鉴。

    那么，建川博物馆中的“不屈战俘”博物馆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众目睽睽之中！光天化日之下！禁得起推敲吗？有铁一样的证据吗？

    建川博物馆中“不屈战俘”博物馆中的资料大部分是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作为一个虔诚的抗战文物收集者，樊建川耗费大量精力和金钱，厚积20余年搜集相关战俘的资料。其中，他收集的日文版老画册如《历史写真》、《支那事变画册》、《支那事变写真》、《北支那画报》、《国际情报写真》等资料就达上千册之多。樊建川多次去东京旧书店搜寻。他还购得大量日军官兵拍摄的私人影集。这些来自侵华日军及其随军记者拍摄的图片、照片实在是存之不易、得之不易、专辑汇集更不易。

    就是我方军，还带领我的朋友，多次来华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今年已经88岁的老人）侵华日军59师团的老兵盐谷保芳，去樊建川的博物馆，送刀、送枪、送照片。

    后来，他们之间单线联系了，让我吃醋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