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侵华日军战俘幸存者参观中国战俘博物馆（8）

    战后60年 老张对日本人印象的巨大变迁

    老张家住在北京德胜门旁边的一栋小楼里。德胜门旁边只有这栋小楼是最陈旧的小楼了。老张解放后在北京废品公司上班，他的房子当然就是废品公司分配的。老张家的房子有四扇窗子，这四扇窗子都可以看到太阳。这也是老张引以为自豪的原因之一，不容易。

    老张的房子是30多年前的房子，他没有装修过，所以，除了电视，他家的样子都是35年前的样子。老张穿的衣服也是30多年前的，如果可以，他会继续穿下去。

    老张早退休了，工资1700元人民币。比他大6岁的老伴儿没有收入，就吃他的1700元退休金。老张医疗保障是可以到社区报销90%的医药费用，老伴儿的部分全部自理。

    老张的家应该是非常拮据的。我观察到，我给老张两口子围着德胜门照相的时候，老太太随手在路边捡拾了一个可乐瓶子。这个瓶子可以卖5分钱。老张感到不好意思，就小声斥责夫人：“快扔了！当着方先生，多么不好意思。”老太太不听，说：“这有什么？”

    由于一照相，老太太就把瓶子放在地上。我就说：“您拿着吧，背过手去。”

    老张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人，喜形于色。他说起街坊来，就差一点掉下眼泪。

    原因是前几年拆迁，当“钉子户”也不成。来一伙人一架，房子就让推土机推到了。

    街里街坊的，好几十年的，从此杳无音信。

    去年3月19日戏匣子里广播：“胡锦涛主席3月16日签署主席令公布《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老张和老张家人都气哼哼地对我说：“如果拆迁的话，我们不要钱，我们只要在德胜门前面建设的房子。”我估计，老张家的破房子至少价值100万人民币。地理位置好。

    看见街坊四邻的，都被拆迁的强行架走了，老张家人自然警惕万分。

    我分析，老张家人把资料要回去的原因也在于此：

    “老张写了9年的资料没有出版社出版，方军拿去，一抄袭，钱就哗哗地流进了方军的腰包！那资料就是钱啊！和旧房子一样：60米旧房子拆迁给原住户60万，新房子能在原地址之上卖120万！老张拿拆迁款项60万，就买不起在德胜门原地址上盖起的新房子！”

    ——这事情如果换了我的话，也“大嘴巴抽丫挺的”。

    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实行了呀！我感觉，我和老张、房子、孩子、钱袋子，和强行拆迁的关系有些像“蛇”和“井绳”的关系。

    中国有句谚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我也变成了井绳啦。

    别看老张家破，可是，在北京德胜门前边破房子里住的老张去过两次日本国。今天，他对日本人的看法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老张家，老张给我看了各种各样的资料，以解释他本人对日本人看法的巨大变更。

    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2004年日本长崎市日本律师邀请到老张一行，到日本国诉讼日本战争罪行，刚好将近60年时间。

    老张说：“60年过去了，我和劳工子女乔爱民（乔爱民的父亲被原子弹爆炸致死）在北京机场上飞机时，心里都打鼓：到日本后有人接吗？日本人出钱，让我们去诉讼日本国的战争罪行，这行得通吗？”

    老张告诉我，去日本国诉讼日本国战争罪行之前，家里8个人有8种意见。
老张说，一到福冈机场，就看见欢迎我们的横幅标语。我提到嗓子眼的心放回了肚子里。到了长崎市，前市长还和我们一起游行，抗议，示威。表示对我们中国劳工的同情之情。

    我们去了长崎市政府，让我感到新鲜的是：长崎市政府大门口没有拿枪的日本军人，或者是警察站岗。我问随行的日本各界朋友：“谁都可以进吗？”
他们回答：“随便呀。我们带你进去看看？”

    长崎市政府一楼大厅前面是服务台，有各种各样的办事机构。那里面的工作人员叫“事务员”，“市役所役员”。有人向我介绍：她们都是国家公务员。老张笑着说：“这些人的服务态度那叫一个好哇！而且，对谁都客客气气的，鞠躬，微笑，小声说话。好像她面前站着的都是她的亲大爷似的！”

    老张说，日本就是日本，先进。65年前，我18岁，被侵华日军用小麻绳子捆着来日本。那时，日本就有柏油马路，有大型机械，有电话交换机，马路上有电灯、有机械化采煤系统……。现在，日本更是干净、整洁、礼貌。

    老张说，我们和日本国民有多次见面会。在会上，很多长崎市民说出同情我们中国劳工的话语。他们说：“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日本当局掩盖战争罪行是不负责任！”

    日本人还把我们邀请到家里做客，其热情洋溢，让人丝毫找不到60年前的影子了。

    我问老张对日索赔的看法。老张回答：2004年7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中国二战劳工索赔案二审获胜时表示，希望日本政府能认真对待有关法庭所做出的判决，尽快妥善解决这一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表示，强征中国劳工的问题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次大战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认真对待日本有关法庭所做出的判决，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尽快妥善解决这一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

    老张说：当年参与强掳中国劳工并强迫中国劳工作苦役的35家日本公司，现存24家，其中14家在北京或上海设有代表处。2005年10月31日到11月2日，该对日索赔律师团和中国劳工联谊会分别向“鹿岛建设(株)北京代表处”、“三菱材料(株)上海事务所”、“大成建设(株)上海事务所”、“同和矿业(株)上海事务所”、“熊谷组(株)上海事务所”、“住友金属矿山(株)上海事务所”等六家日本企业送达了劝告书。

    但是，现存24家驻华日本企业，拒负侵华战争期间强掳中国劳工作苦役的法律责任，且接收劝告书时态度蛮横。

    老张向我介绍：“你认识童增先生吗？他认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本诉讼获胜的希望十分渺茫。其实，我个人也是这个看法。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到死为止，我也要和日本政府讨个说法，不能冤屈死。而且，我们祖祖辈辈要声讨日本国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老张向我介绍了日本律师团与劳工联谊会最近的活动情况，他说：2008年4月2日，日本律师团与劳工联谊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座谈会议，对法律诉讼和政治解决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研究。

    参加会议的日本律师有小野寺利孝、高橋融、松岡肇、犀川治、須見健矢、田中貴文、成見幸子、中村洋二郎、廣田繁雄、木嶋日出夫、稲村晴夫计11人；参加会议的中方代表有联谊会全体常务理事、顾问和还在审理中的6个诉讼案的原告20余人，共计40余人。

    这次与会的6个在诉案件的律师，大都是第一次与劳工联谊会全体常务理事接触，他们首先逐个介绍的所代理的劳工案件进展情况，并对联谊会提出了想要知道的问题。以会长李良杰为首的联谊会常务理事介绍了一月会议以来，联谊会开展劳工调查登记等有关活动的情况，回答了日本律师的有关问题，也提出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执行会长刘焕新和法律顾问傅强，介绍了2月份小野寺律师团长访华后，山东举行劳工研讨会的情况。

    本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日本律师高侨融代表日本律师团提出的《关于全面解决二战掳日中国劳工事件的提案》，劳工联谊会代表与日本律师团经过讨论后，以举手表决的形式，原则同意了提案的基本内容。会议还对5月份组织联谊会代表及诉讼原告赴日宣传活动的人选、议程等事谊进行了讨论。

    老张向我介绍中国劳工幸存者组成的劳工联谊会认定两条基本原则：

    1、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对于在二战中把中国受害者从中国强掳至日本，在日本国内各事业场强制他们劳动的事实，要予以承认，表明谢罪之意。

    2、作为谢罪的证据，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及其集团企业要设立总额为1，000亿日元的基金，用于向受害者及遗属支付补偿金、对强行抓掳和强制劳动进行调查、研究、教育，以及在肩负着未来的日中青少年间开展交流等事业。（方军）

    人民网日本版  2008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