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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中不幸被日军俘虏的我中国军队抗战军人 |
由悲伤而引发的序曲
“抗俘”这个词汇应该是四川建川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发明的。他出过一本书叫《抗俘》,他还建了个叫“不屈的抗俘”的纪念馆。由于关注抗战历史的人不多,所以,即使在今天,这个词汇也不会流行起来。
我查了一下《辞海》,没有这个词汇。我查了一下《康熙词典》也没有这个词汇。
辞海中有“俘虏”这个词汇的解释:“打仗时捉住敌人:释放~。”辞海中,当然还有“战俘”这个词汇。顾名思义:由双方的战事而捉住的对方失去战斗能力的军人、非军人。在辞海中被解释为:“战争中捉住敌方人员;俘虏:遣返~。”我想,“抗俘”这个词汇,应该是:“在抗日战争中,被侵华日军俘虏的中国军民”的意思缩编吧?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为弥补国内劳力不足,对内宣称抓外国战俘到日本国服苦役。
从1943年3月11日至1945年5月,被掳中国官兵和无辜平民169批,共计41758人,被强掳至日本国土38935人,一年多被打死、饿死、工伤死亡6830人,死亡率为17%,作业场最高死亡率65%,给几万个中国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
根据中华民国抗战历史档案记载:在日本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共强掳中国劳工70多万人。这70多万劳工中的多数人,被强行押送中国东北等地服苦役。这些在中国国内被日军强掳劳工中的多数人,惨死在侵华日军占领的各个矿山采掘、军事设施等苦役中。有据可查的“万人坑”,像位于东北、内蒙的海拉尔、满洲里、绥芬河的军事设施,像抚顺煤矿、山西煤矿中的“万人坑”就有几十个。另外,在日本外务省文字记载的38,935名中国人,被从中国大陆绑架到日本,在全国135个厂矿被迫从事奴隶劳动。
在抗日战争中,被强掳日本的中国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战俘和平民。
被掳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的出身地以河北省为最多,其次是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此外还有湖北、陕西、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东北地区等。
就劳工的身份而言,以农民为最多,还有商人、教师、学生、被俘的中国官兵等。中国被俘军人的成分包括:国民党军人与八路军、新四军。侵华日军傀儡军系统的皇协军、保安队、伪警察等。——侵华日军常常把为自己卖命的伪军集合起来,命令放下武器,捆绑至各个集中营、监狱,然后,集中送往日本国服苦役。这也是值得人们研究的课题之一。
当年,在宣传上,日本人把他们统称为“战俘”。非但如此,还把抓来的中国人士统统换成绿色的军服,以蒙蔽日本国内的民众们。好像“强迫、使役战俘为奴”是理所当然的。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都有在日伪监狱、俘虏收容所或劳工训练所关押的经历,有的甚至是关押很长时间之后才被押送日本。在被关押期间都受到虐待。在输送途中,已经有不少中国战俘在途中死亡。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被分置于日本本土的四个大岛上,以行政区划而言,日本的1都1道2府27个县内配置有中国劳工。他们的劳动场所,即日本称为“事业场”的地方, 在全国共有135处。使用中国劳工的企业按《外务省报告书》和传统说法为35个,但实际应为55个。在日本的煤矿、铁矿、铜矿、 水银矿等矿业,发电站、隧道、山洞、地下工厂、飞机场等土木建筑业,港湾、码头、铁路车站等装卸业和造船业,都有中国劳工被强制劳动。他们在日本内务省、警察系统、宪兵以及企业监工们的蓝督下,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有的甚至连续劳动24小时。每个劳工胸前都戴有一块印上编号、姓名的白布,同囚犯没有什么两样。
由于恶劣的劳动条件和饥饿、疾病以及日本警察、宪兵和企业监工的暴行,中国劳工出现大量死亡。战争已经过去了63年,今天幸存的战俘也好,劳工也好已经寥寥无几。
相关劳工的资料,我在北京采访了十年。我只知道有赵忠义、赵宗仁、马得志、李良杰、张世杰、关德印和尹文成等人了。这些人被俘前有八路军,有农民,有中共地下党员,也有为日本警察局当后勤的人员。这些人物,也是稍纵即逝的典型。当尊敬的读者您,读这篇报道的时候,说不定已经有人在悄悄地离开我们的视线了。
今天,曾经被侵华日军俘虏、押送至日本国服苦役的中国人自己还这样诉说自己的经历:“……在战争中,我被俘;日本兵拿着三八大盖,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强迫我们……。”
如果你问他们:“你是战俘?还是劳工?”没有人能明确自己当年的身份定位。
应该说,在当年的战争状态下,他们被俘、被押送日本服苦役,是具有“双重身份”的定义。只有一条定义是不能改变的,这就是“在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中,中国人当亡国奴的苦难经历”。
文学、交响乐、油画、对石碑上的雕凿、茶社里的弹唱、评书、史志记录……,人们会以各种方式记录苦难的历史。我十年来,采访每一位战争亲历者都有一个艰苦的过程。首先,“进入采访状态”就非常困难,我管这个过程叫做:“由悲伤而引发的序曲。”(方军)
人民网日本版 2008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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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华日军在把中国战俘押送日本国服苦役前训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