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友谊商店的一角有一间茶室。在这不大的店面里我注意到墙角有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中拍摄的是周恩来总理。总理身边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就是中山真理。中山真理于1965年随父母来到中国，此后数十年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日桥梁”。她将自己至今为止的经历总结为 “常人做不到，也不会去做的事情”。采访中我了解到她作为拓荒者跌宕起伏的生涯。

        ——您跟周恩来总理的合影是在什么时候拍摄的？

        是1965年我随某日本代表到达北京西郊外的机场时拍的。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宴会上，我跟周总理也见过几面。我记得那时候一到宴会 ，就闻到一股酒香，那是放在餐桌上的酒杯里茅台酒的香味。直到现在我还是一闻到茅台的香味就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在人民大会堂的情景。

        ——65年的那次访华应该是你第一次来中国吧，当时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由于父母工作的缘故，我高中毕业以后马上就跟他们来中国了。那一阵我正痴迷于宝塚歌舞团。随父母来中国的时候，我一想到再也不能去看宝塚演出了就悲从中来。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在语言学院的学习生活。小学2、3年级的时候妈妈曾带我去看宝塚的表演，从那时起我就很想成为一名宝塚的团员。很久之后，宝塚歌舞团来北京举行过两次公演，也许是机缘巧合，我担当了演出的主持人。

        ——既然您65年就来到北京了，那文化大革命当中您是怎样度过的？

         文革是66年开始的，但在那之前政治气候就已开始发生变化。66年8月，我父母觉得危险于是回日本了。在日本人相互倾轧的环境中，回国是最简单的解脱方式，但是我还是留下来了。当时留下来的都是所谓的“革命性的日本人”，普通的日本人都走了，于是我就被当成是资产阶级或是美国的间谍。我想让大家知道，说那些话的日本人并不是大多数，像我这样的人才是普通的日本人，所以我选择留在中国。其他日本人都委曲求全了，只有我被孤立起来。 那时候每天都过得很郁闷，但是也因此，我和语言学院的外国留学生都成了好朋友。他们来自老挝、柬埔寨、阿富汗、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南越南、北朝鲜、委内瑞拉、西班牙、美国等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据说是卡斯特罗的亲戚。大家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几乎都是因为政治背景的缘故流亡中国。也有人不是空喊“革命万岁”的口号，而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已然历尽艰辛，为了寻找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来到了中国。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人要像他们那样不惜一切地活下去。仔细想想，这些国家在这40年间几乎都经历了“战争”。曾经的朋友们如今也都杳无音讯。相比之下日本真算得上是个幸福的国家了，对此我心存感激。

        ——在那之后怎么样了？

         我在68年乘坐“长安号”中国货船从天津出发回到日本。在船长的推荐下，我进了一家中国船舶代理店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当时在招聘会中文的员工。就这样我开始从事中日贸易方面的工作，讲到中日贸易，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密不可分。然而可惜的是，前人的努力并未被记载和流传下来。

        ——具体讲都有哪些人呢？

         最开始从事中日贸易工作的是铃木一雄先生（中日贸易促进会原理事长）。

         1949年，铃木先生将一封密信经由香港寄往天津，信中表示想要与共产党政府开始贸易往来。据说由于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时期，为了不被发现，铃木先生是在筷子上打了个洞，把密信藏在里面寄出去的。这件事情是我偶然从一个在日华侨那里听说的，据说当年这封信就是他亲自送到的。你不觉得很有传奇色彩吗？铃木先生一方面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同时与日本当时的八幡制铁厂稻山社长进行面谈，向他说明中日贸易的必要性。铃木先生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他们首先需要的就是钢铁。没有钢铁就没法建设国家。请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番说辞说服了稻山社长。

        铃木先生65年的时候为治病来到了北京。我几乎天天都去他家拜访，听他讲述中日关系的历史。

        ——这段往事让我们了解了前人对中日贸易给予的关注。您在离开中国之后再次回到这里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68年我回日本 ，曾经以为再也没有机会来中国了。然而在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之后，我看到了朝日新闻上刊登的一条“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招募赴中国日本青年代表团员”的消息，欣喜若狂立刻去应征了。参加考试之前我浏览了许多有关中日交流史的书籍，当时真的是相当的刻苦。 功夫不负有心人，口试的时候，考官提问每一个问题是我都举手应答，最后考官跟我说“你不用再回答了”。可见我当初多么想去中国。考试合格之后，我就来到了中国，而且整个8月都呆在这里 。随后的9月中日两国就恢复邦交正常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