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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05年08月03日15:48

侵華日軍內蒙古生化實驗場:再次証實日軍罪行

大久野島毒氣儲藏庫

 




      6月26日,經過國內歷史、考古、軍事等專家學者實地考察、測量后認定,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汗地區有一處面積近110平方公裡的侵華日軍生化武器實驗場,這是世界上目前發現最大的、保存最為完好的毒氣實驗場遺跡。

    物証在一次次尋找與考証中不斷豐富,任何對歷史的狡辯都顯得是那樣蒼白無力,巴彥汗的有力証據再一次將侵華日軍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芳草下的罪惡

    中外專家學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進行的化學戰進行系統研究后証實:日本侵略軍在中國進行了大量生化武器實驗,並在中國戰場上進行了化學戰。而巴彥汗生化實驗場就是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地區設置的最大的生化武器實驗場。

  夏日的內蒙古鄂溫克草原到處彌漫著青草與野花的芬芳,汽車在廣袤的草原上飛馳,車窗兩旁不時閃現一群群悠閑吃草的牛羊。

  6月26日,當本刊記者跟隨由黑龍江省、內蒙古自治區兩省(區)專家組成的考察組,驅車趕往距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東南30公裡的鄂溫克草原深處的巴彥汗時,沿途的草原風光令人感覺似畫中游,這裡與戰爭毫不沾邊。

  巴彥汗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鄂溫克族自治旗巴彥托海鎮行政區域內,處於巴彥汗山(蒙古語意為“富饒的最高山”)西部。

  長期以來,一些中外專家學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進行的化學戰進行了系統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証明:日本侵略軍在中國進行了大量生化武器實驗,並在中國戰場上進行了化學戰。其中,日本關東軍所屬的731部隊、100部隊及516部隊曾多次在呼倫貝爾地區進行細菌、毒氣實驗,並在諾門罕戰爭中實施了細菌和毒氣戰。而巴彥汗生化實驗場就是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地區設置的最大的生化武器實驗場。

   中國專家的調查

   車行約半個多小時后,平坦的草地上出現了三五個均勻排成一線的直徑約1米大小的坑。哈爾濱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呼倫貝爾市的侵華日軍細菌毒氣戰研究學者徐佔江告訴記者,我們已經進入了侵華日軍巴彥汗生化實驗場,那些小坑就是日軍實驗時留下的炮彈坑,由於草原上雨水沖刷較弱,這些炮彈坑以及其他實驗場遺跡在60年后還都保存較完整。

  再走出五六分鐘的車程,一條長百余米、由數十個長方形大坑組成的壕溝展現在記者面前。接下來的走走停停中,各種各樣的坑、壕不斷出現,許多地方集中連片,有的僅能容下一人,有的能開進一輛汽車……專家組在現場還發現了一處壁厚60厘米,四面有射擊孔及出入口的混凝土碉堡殘跡。

  此行的專家組組長、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院長鮑海春告訴記者,自2000年以來,哈爾濱社會科學院便將此實驗場的調查與研究列入重點課題,不斷加大調查與研究的力度,多次派侵華日軍細菌戰與毒氣戰研究所所長金成民等研究人員前往考察。一些國內外專家學者也陸續前來巴彥汗生化實驗場考察。日本的戰場遺跡學學者菊池實、伊藤厚史和學者遠藤紀子及中國日本問題著名學者步平先生等都曾來此地考察研究。2004年9月,徐佔江率領的由呼倫貝爾軍分區、呼倫貝爾市社會經濟文化研究會、呼倫貝爾民族博物館等單位組成的考察組分三次考察了巴彥汗毒氣實驗場。

  專家組經過考察、分析和鑒定,最終認定:這是世界上目前發現的二戰期間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生化實驗場遺跡。目前已探查的范圍內有土筑遺構千余處,分布在近110平方公裡的草原上。由於實驗場位於草原深處,無人為損壞及當地植被良好,而沒有被風沙埋沒。根據生化武器實驗的需要,日軍在實驗場構筑了型制各異的工事。這些工事主要有塹壕、交通壕、汽車和坦克掩蔽部、單兵坑、指揮所、大小牲畜及小動物坑等20余種。比較集中分布的遺跡群有6處,其中西南部多為單兵坑、交通壕及部分塹壕﹔在北部、西北多為能容納汽車和戰車的大坑和其他型制的大坑﹔在東北部是一片較大連片的塹壕、交通壕、能容納汽車和戰車的大坑、單兵掩體等﹔在東南高地,則是一個單獨的連片實驗工事,有多種型制。

  日本學者的考証

  這個實驗場是不是侵華日軍所遺留下來的呢?

  對此,伊藤厚史等日本學者早在2000年對巴彥汗考察后就給予了定論。

  日本學者在巴彥汗調查測繪結果發現6種類型遺跡。伊藤厚史等日本學者考証,根據測定來看,從形態上講,相似於日本陸軍野戰陣地的掩體和掩護壕,實際上是野戰演習用實驗場,可以認定C、D型(研究者以A-F區分6類遺跡)是馬用掩護壕和車輛用掩護壕。參考當時的日本關東軍陣地圖,這個陣地決不是用於實戰的野戰陣地,是模擬掩體、掩護壕。

  對於在這裡進行實驗的原因,伊藤厚史等認為是因為這個地區是草原地帶,是以當時的蘇聯為作戰假想敵的實驗場。

  伊藤厚史等回到日本后找到日本陸軍省在1943年制定的工事建筑標准,再次認定位於巴彥汗地區的遺跡同“標准”中規定的工事形狀制式是一致的。

  中國知情人証言

  由於日軍的實驗極為機密,加上時間已經過去了60多年,極少的幾個中國知情人多已辭世,目前已知的一位名叫阿必德的老人因年事已高無法接受採訪。

  即使如此,記者還是從阿必德10年前的証言中了解到了部分情況。

  阿必德1920年出生,1940年在當時的海拉爾車站當售票員,曾任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政協副秘書長。

  他在証言中敘述:海拉爾建市那年(1940年),就聽說有個代號叫“五四三”的日軍部隊。當時我在海拉爾車站當售票員,經常接觸這支部隊的軍屬人員,他們都穿著文職服裝,不是從日本或者從哈爾濱來,就是回到日本或者返回哈爾濱去。按照當時的規定,隻有省級、將軍以上的官職人員才有資格乘坐一等車廂。這個部隊最高官銜是少佐級軍官,但他們來來往往不但都乘一等車廂,而且都持四折車票,因此我斷定他們可不是一般部隊的人員。

  “五四三”部隊的軍醫有時候他們和從哈爾濱來的人一起坐著大汽車到海拉爾北部和東南的大草原去,幾天后才返回,不知道他們搞些什麼活動。1941年秋季,從巴彥汗來了一個蒙古族人,他向我透露一件秘密事兒:1940年冬季,有一伙日本軍人去了巴彥汗。巴彥汗位於海拉爾市東南30公裡,那裡有一座山包,山南是日軍的要塞碉堡工事,山北是一片大約36平方公裡的開闊地。日軍把蒙古牧民趕跑,在開闊地四周用草繩子圈上,隔不遠就插一面小紅旗,並布上崗哨,不准中國人靠近。據說從海拉爾接來一條電纜線,日本人在開闊地裡挖了不少1.8米直徑的大坑,把用汽車運去的人安置在每個大坑裡。接著日本人既投細菌,又施放毒瓦斯彈。1941年春雪開化后,一遇到西北風,巴彥汗的牧民就能聞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大家知道日本人在那裡放了毒,誰也不敢到那裡去放牧。到了秋天,刺鼻的氣味消失了,牧民們借放牧的機會到那裡看,發現有日本人留下的鐵器、木頭等一些東西,人們不敢出沒,但還能聞到特殊的氣味,刺激得人們直流淚。有的牧民在那裡轉悠,一不小心就掉進偽裝的大坑裡。就在這年,巴彥汗地區的許多牲畜都發生了瘟疫,有的接觸實驗場的人受到毒氣感染。

  關於這段証言,本刊記者在日本明治大學大學院博士鬆野誠也於2005年2月出版的《日本軍的毒氣武器》一書中得到了証實(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邸春光先生提供翻譯):

  1940年9月在中國東北、呼倫貝爾平原,(日軍)用30噸的“茶劑”在數分鐘內一齊釋放進行實驗,“確認了茶劑的流動效力距離,即2公裡以內實驗動物全部斃死,4公裡以內馬匹也斃死”,“實驗動物”(特指人)全部死亡(防衛廳技術研究所編《本邦化學兵器技術史》)。這是一場假定在國境陣地內對遠東蘇聯軍隊作戰時用氫氰酸毒氣將其殲滅,從而使日本軍(關東軍)一鼓作氣突入蘇聯境內的戰爭實驗。

  更為直接的証言來自一位日本老兵的文章——《滿洲雪原上的恐怖的化學戰》。

  “11月,我和岩田接到命令,要我們到海拉爾參加一個月的毒氣演習。”

  “演習的第一晚,園部中尉在帳篷裡對我們說:‘這次演習是毒氣演習,以檢驗毒氣在極寒地帶的效果。演習結束后,即使你們回到新京(長春),也絕對不許向別人講這件事。我們氣象隊的任務是檢驗在什麼樣的氣象狀態下毒氣的效果發揮得最好。因為天氣特別冷,一定要注意不要凍傷。’聽說在華北的山西,日本軍隊已經使用了催淚性的毒氣。所以一旦日本同蘇聯開戰,當然要使用毒氣。研究在極寒地帶使用毒氣的方法,恐怕是關東軍的重要任務吧。”

  “作為這次毒氣演習所利用的實驗材料,除了人以外,還有通信鴿和軍馬。演習的第一天,前往距離帳篷村數公裡的雪原,進行催淚毒氣的實驗。……催淚毒氣罐高約20厘米、直經約10厘米的,由士兵將其與風向成90度角排成一列,長達1公裡。排列好了以后,用電線把罐的導火索聯接上,各種准備完成后,中隊長一聲令下,按電鍵通電后點燃了導火索,一排火花閃爍,發出‘??’的聲音。不一會,火花消失了,隨即黑煙在1公裡的沿線升起,毒氣罐開始放射毒氣。一兩秒后,黑煙越來越濃厚,像波濤一樣翻滾,黑煙的前端像雲層一樣有細細的白色的邊緣。……盡管戴了防毒面具,但是我們的鼻子立刻嗅到了強烈的化學物質的氣味,‘哎呀?不得了?太嗆了?’我們都拼命地向前跑,想沖出毒氣區,但是眼淚和鼻涕一起流了出來,在黑黑的濃煙中,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了。”撰稿?李澤旭(記者)
毒 源

  日本二戰期間化學戰有三架“發動機”:登戶研究所、習志野學校、大久野島。

  記者曾從日本毒氣島歷史研究所所長山內靜代女士手中獲得這樣三張照片,其中兩張分別是進攻上海和長沙的侵華日軍戴著防毒面具作戰,另一張是進入上海的日軍戴著防毒面具。

  這些照片已成為侵華日軍對華化學戰的鐵証。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和協約國戰爭雙方使用毒氣,導致了慘重的傷亡。此后,各國簽署了日內瓦公約,承諾不再使用毒氣。但在二戰中,唯有日軍在中國及東南亞戰場上大規模使用毒氣。當時的中國根本不存在化學武器,也沒有化學戰的能力,因此侵華日軍在中國的化學戰更加肆無忌憚。

   對於當時中國的化學戰能力,侵華日軍第一野戰化學實驗部1937年的一份報告顯示:

  “中國軍隊幾乎沒有防毒服、消防粉,幾乎沒有防護糜爛性毒劑的能力,在野戰防守時也幾乎見不到防護毒氣的設施。”

  資料表明,侵華日軍在我國山西、武漢、南昌、長沙的多次戰役中大規模使用了化學武器。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對中國軍民使用毒氣在2000次以上,施毒地點波及18個省區,造成中國軍民9萬人以上傷亡。

  日本侵華戰爭中大量使用的化學武器,毒源究竟在哪?

  隨著一些調查的深入和秘密資料的公開,許多人包括日本人知道了在日本的瀨戶內海有一個曾經在日本地圖上消失了的島——大久野島,這個被稱作毒氣島的地方曾經是日本在二戰中生產毒氣的根據地。

  但是,鮮為人知的是,與毒氣島形成一個完整的化學武器鏈條的,還有研發和教育機構,這就是日本陸軍登戶研究所與習志野學校。

  日前,在中日學者的幫助下,本刊記者了解到了日本二戰期間化學戰的三架“發動機”——登戶研究所、習志野學校、大久野島。

  秘密戰基地

  日本廣島學院講師、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中野勝告訴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雖然沒制造原子彈,但是對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制造,並使用於實戰中。這一切通過哈爾濱的731部隊和齊齊哈爾的516部隊已經被世人所了解。其實在日本國內曾更有系統地更大規模地進行過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的特殊武器的研究。其基地就是“陸軍登戶研究所”。因為這個研究所是秘密地組織起來的,所以除了有關人員以外連當地的日本人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據中野勝介紹,日本陸軍早就有了研究武器的機構。1903年設立了陸軍技術審查部,1919年改為陸軍技術本部,研究全面的武器。同時設立了“陸軍科學研究所”,開始進行軍事科學技術的基本研究。這就是“陸軍登戶研究所”的前身。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陸軍開始研發毒氣的實際應用。

  日本明治大學大學院博士鬆野誠也在2005年2月出版的《日本軍的毒氣武器》一書中對此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研究。(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邸春光先生提供翻譯)

  鬆野誠也在書中記述,日本陸軍科學研究所第三部在1932年7月接受了陸軍科學研究所組織改編的命令,改稱為陸軍科學研究所第二部。當時,與承擔物理武器研究的第一部“停滯”的狀況相比,“科研第二部在陸軍中承擔所有的化學武器的研究,很多研究人員擁有巨額的研究費用,顯得很活躍”(原陸軍大佐齊藤有“特殊武器研究的全貌”)。

  同時,為了設置承擔毒氣彈專門教育的學校,在1933年8月1日,設立了陸軍習志野學校(位於現在的日本千葉縣習志野市),以后,該校承擔了毒氣戰教育與毒氣武器運用研究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軍在中國戰線上使用了催淚瓦斯。從1938年4月開始使用了噴嚏性、嘔吐性毒氣(紅劑)。另外從1939年5月開始,使用了糜爛性毒氣(黃劑)。日本軍在以中國軍隊為對手進行的戰爭中積累了大量的毒氣武器使用經驗。

  1939年5月,在蘇聯和偽滿邊境爆發了諾門汗事件,並發展成為關東軍與遠東蘇聯軍之間真正的戰爭,展開了激戰。諾門汗事件是日本陸軍第一次體驗到的現代戰爭,關東軍的第一線部隊受到了以戰車為主力的蘇聯軍隊的猛攻,幾近全殲,遭受巨大打擊。該事件以同年9月15日的停戰協定收場,以后陸軍加速了對蘇毒氣戰的研究。

  事件以后,雖然參謀本部與關東軍司令部的相關人多數被問責而更迭,但時任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的稻田正純大佐於1939年秋到陸軍習志野學校任職。后來以他為中心,在中國東北開展了假定對蘇作戰的大規模毒氣戰演習。稻田大佐認為,與蘇聯戰爭的開始階段突破蘇軍堅固的陣地對於日本軍來說至關重要。為此,需要大量的炮彈,“在今天看來與之功效相當並能以其打開困局,想為有毒物質是也,即使用瓦斯並細菌”,在重視毒氣與細菌武器的基礎上,從“滿洲國”東部向蘇聯境內進行侵略進攻作戰中,發揮毒氣的威力“是絕好的機會”。稻田大佐對即效致死毒氣的大規模放射與芥子氣彈的大規模集中射擊等毒氣用法進行論述,在“化學戰對國軍至關重要”的基礎上,在大規模集中急襲的攻勢的實用方面進行了建議。(稻田大佐《化學戰概論》)

  根據中野勝先生和鬆野誠也博士的研究可以看出,侵華日軍通過登戶研究所與習志野學校實現了其在二戰中的化學戰研究與教育,當時的中國成為了“魔鬼”的實驗場。

  毒氣島

  關於日本侵華戰爭中毒氣的產地,日本毒氣島歷史研究所所長山內靜代女士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介紹,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使用的化學武器,主要源自日本一個名為大久野島的毒氣島。毒氣島是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陸軍建在日本本土上的一個毒氣制造基地。為掩蓋其生產毒氣的秘密,這個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地圖上曾一度消失。日本用於戰爭的毒氣有90%在這裡生產。從1929年研制生產到1937年大量生產,直至1944年迫於外界壓力關閉,這裡共生產出氫氰酸、催淚瓦斯、糜爛性毒氣、吸入性毒氣等共6600噸,半數以上運往中國。在二戰期間,日軍總共生產了700多萬發毒氣彈,7400多噸化學武器,這些毒氣彈大部分都在中國戰場上使用。

  昔日生產化學武器的大久野島,如今已成為日本的國家級度假勝地。如果沒有當年毒氣生產的廠房、毒氣彈儲藏庫等遺跡的存在,人們很難將其與“人間地獄”聯系在一起。

  1929年,日本昭和天皇親自下令在大久野島建設秘密的化學武器生產基地。之所以在這裡選址,因為大久野島離本州島很近,坐船隻需十多分鐘,便於聯系和運輸。同時,島上原來的居民就很少,便於對他們進行遷移。戰爭期間,大久野島上擁有龐大的毒氣生產線、發電廠、儲存基地和其他附屬設施。島上的士兵和工人,在最多的時候達6700余人。

  曾經在大久野島親身參與過毒氣生產的藤本安馬與村上初一因無法泯滅的良知,在多年之后揭露了毒氣島上的那段罪惡生產史。

  “亞砷酸的毒性很強,攝入0.5克就會令人死亡。我做的工作就是將亞砷酸與食鹽混合,全部是手工操作。兩個人手持攪拌鏟子將混入大箱子中的亞砷酸和食鹽進行混合攪拌,然后用細網進行過濾。因為過濾物很細小,粉末飛起容易被作業的人吸入,所以必須戴防毒面具。酷暑中無法戴防毒面具,我們隻好用紗布口罩和頭巾替代。結果亞砷酸透過織物縫隙被吸入身體,影響到中樞神經。那時從身后看,(工人)身體在不由自主地晃動,就是中毒影響到中樞神經的表現。”(藤本安馬)

  1938年5月10日,中國國民政府代表顧維鈞在國際聯盟第101屆大會上,提交了日軍使用毒氣作戰部隊將領的名單,揭露日軍使用毒氣的罪行。1941年7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聲明警告說:“如果日本在中國或者其他盟國繼續使用這種非人道的戰爭武器,我國政府將把此行為看作是針對美國的,並給予同樣而且充分的報復。”至此,日軍的毒氣戰才有所收斂。

  接受記者採訪時,山內靜代女士認為,“制造毒氣這一行為違反了國際公約,日本政府應承擔責任。”

  貽害無窮

  貽害無窮——用這四個字來形容侵華日軍遺留在華的化學武器、炮彈對中國人的傷害也許再合適不過了。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裡,遭受日軍遺棄化學武器(日本政府估計遺棄在華的化學武器有70萬發,我國政府估計有200萬發)所害的中國人達2000人以上。

  一位學者曾這樣總結侵華日軍的化學戰:它不隻是一個歷史問題,而且是一個現實問題。撰稿?李澤旭(記者)

     新民周刊   2005年08月03日

大久野島毒氣生產車間
1937年8月,戴著防毒面具進入上海的侵華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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