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8日)下午1點多,我穿上深色中山裝,前往日本皇宮遞交國書。儀式結束后離開皇宮時,我一上車,司機就告訴我,車前的五星紅旗已經挂好,迎風飄揚了。”在回憶錄中,中國駐日本前大使楊振亞對當年赴任的那一幕記憶猶新。
如今,年近八旬的楊振亞依然在為中日友好事業奔忙。不久前他在電話中告訴記者:“我馬上又要去日本了。中國總理時隔7年即將再訪東瀛,又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這是兩國的大事,對實現世代友好很有意義。”
老一輩友人眾多
因為親歷戰爭,所以認識客觀
對於自己擔任大使期間的成績,楊振亞不願多談,而是表示“還有許多人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其實,在將近5年的任期中,楊振亞為促成兩國政府首腦互訪、日本天皇首次訪華等作出了重大貢獻。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際,日本政府還授予他勛一等瑞寶章,以表彰其為中日友好作出的貢獻。
楊振亞認為,近年來,中日關系處於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的低谷,責任在於日本個別政要連續參拜靖國神社。十幾年前,中日關系與現在有很大的反差,因為當時日本許多政治家和民眾親身經歷了戰爭,對那段歷史有著更客觀的認識,都真心願意推動中日友好事業。
楊振亞多次提到,在自己擔任大使期間,時任日本外相宇野宗佑就對中國很友好,曾明確表示中日間的戰爭是日本挑起的侵略戰爭。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宇野因參軍在朝鮮北部被俘,由蘇軍押送西伯利亞,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宇野回國后一直講,從情況對比中,他深感中國人民胸懷寬廣,戰后以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友好善待日本戰俘和戰犯,令人感動。
日本前首相福田糾夫在送給楊振亞的相冊上親筆題字———日中友好是世界和平,比楊振亞大23歲的福田在署名時還謙虛地加了個“弟”字。福田還經常說,自己學過漢語,讀過四書五經,其名字“糾夫”二字就是爺爺取自詩經的“赳赳武夫、公侯干成”。
日本前外相園田直則把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當作自己政治生涯中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來看待。在前往北京締結條約前,園田曾表示,如果沒能締約,自己也許不再去見首相。
楊振亞表示,在自己任駐日大使期間,這樣致力於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還有很多,首相竹下登、自民黨總務會長伊東正義、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齋藤英四郎、日中經濟協會會長河合良一、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櫻內義雄……數不勝數。
青年時友誼可貴
中日世代友好,重在后繼有人
由於曾長期在共青團中央和全國青聯從事青年外事工作,楊振亞早年同日本青年交往較多,結識了不少朋友。
據楊振亞回憶,在自己擔任大使期間,經常與那些年輕時結交的日本朋友在各種場合會見,雖然各有不同經歷,且已頭生華發,但大家對青年時期美好友誼的回憶,仍令人倍感親切,成為互相今后更好地開展中日友好活動的動力。
楊振亞在回憶文章中說,1988年6月,自己到日本不久,靜岡縣日中友好協會副會長鈴木重郎就前往使館相見。鈴木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到今天,已經34年了。這期間,沒想到日中關系有了這麼大的變化。”
自從1954年輾轉前往中國訪問之后,鈴木重郎就一直從事發展日中友好的工作,為開拓中日間青年友好交往作出了努力和貢獻。
1956年,楊振亞還曾陪同日本青協訪問團走訪中國各地。據他回憶,日本代表團成員通過實地走訪,感覺到中國與西方宣傳的完全是兩回事,他們同中國各界青年友好聯歡、親切交談,不僅增進了相互了解,而且很快成為好朋友,告別時出現不少熱淚盈眶、相約再會的動人場面。大家紛紛表示中日兩國必須友好,決不能讓歷史悲劇重演,兩國青年要為發展友好往來和實現中日友好而共同努力。
在擔任大使期間,那些青年時期的朋友還經常與楊振亞一起回憶三十多年前的愉快接觸。時任日青協會長?一彥就強調,自從他同中國朋友接觸和訪問中國后,就逐步確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即要為和平、日中友好、日本國民的利益和社會發展而奮斗。
而1956年訪華的日青協代表團副團長今井正敏后來也多次對楊振亞說,那次訪華后,自己就對中國人民抱有深厚友好的感情,很想為日中友好做點事情。
類似的情況,楊振亞在大使任內還碰到了許多許多。由此他深深感到,在今天新的形勢下,加強對日本年輕一代的工作,努力培養中日友好事業的接班人是多麼重要。
“這可是中日兩千年交往史上第一次”
15年前,明仁踏上中國國土
從上世紀70年代起,日本天皇裕仁曾幾次在會見訪日的中國國家領導人時,對過去兩國間的一段不幸歷史表示反省之意,並流露出想訪華的心願。但由於多種原因,未能成行。
等到楊振亞赴任時,裕仁的身體狀況已經不佳,由明仁皇太子代行天皇職責。次年1月,裕仁逝世,明仁即位。明仁與侵略戰爭沒有瓜葛,且由於戰后受到和平和民主思想影響,較為開明。在還是皇太子時,明仁曾向中國首任駐日本大使陳楚表示:在一段時間裡,日本對中國做了非常有愧的事情,希望兩國永遠友好下去。
因此,楊振亞認為,明仁的即位,為解決日本天皇訪華的懸案,提供了新的機遇。促成明仁天皇訪華就成了他任內要實現的兩國關系中的一件大事。
不過,楊振亞表示,由於歷史原因、天皇地位變化以及此事牽動的兩國國民情感等諸多復雜因素,天皇訪華一直是個敏感問題。例如,當年在日本接受採訪時,楊振亞曾表示,如果天皇訪華時,對過去兩國間一段不幸的歷史表明自己的態度,必將會受到中日兩國人民的歡迎。但這卻被一些國外媒體炒作為“中國把在歷史問題上謝罪作為天皇訪華的前提條件”。日本內部對天皇訪華的阻力陡然增大。
對此,有遠見的日本政治家們和中方一道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時任首相宮澤喜一就曾私下對楊振亞說:“還需要些時間,請相信我一定會克服阻力,盡早作出決定。”時任日本駐華大使橋本恕也很積極,甚至因此在回國時遭到右翼勢力的騷擾和恐嚇。
隨著宮澤首相加大工作力度,在中國使館的配合下,日本輿論中“贊成(天皇訪華)論”開始佔上風。福田糾夫、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幾位前首相,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等人都公開表示理解和贊成。
在這種情況下,盡管8月25日下午,一右翼分子駕車在首相官邸前引爆起火,企圖制造事端,宮澤首相仍作出同意天皇訪華的正式決定。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在這一年的10月,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對中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在中日長達兩千年的交往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
新中國首個訪日民間代表團
從“中共代表團”變成“和平使者”
楊振亞第一次踏上日本國土是1954年。當時,他參加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問日本,這是新中國第一個訪問日本的民間代表團。
據楊振亞回憶,當時,盡管中日間政治關系對立,但從代表團抵日的第一天起,就受到日本人民發自內心的熱烈歡迎和友好接待,他們手持五星紅旗,高唱《東京—北京》歌曲,出現在代表團所到之處。
在大阪、京都等地,還舉行了上萬人的群眾集會,充分表達了要求和平、中日友好、永不再戰的強烈願望。
為防止敵對勢力破壞,年輕的日本朋友還同愛國華僑一起自發組織起來,晝夜輪流值班,保衛中國代表團的安全。
楊振亞說,當時中日間缺乏了解,日本媒體一開始都稱他們為“中共代表團”,擔心代表團會否宣傳革命斗爭。但“我們始終強調和平和中日交好,后來媒體也稱我們為‘和平的使者’、‘友好的使者’”。
楊振亞深切感到,中日友好在日本是深得人心、擁有深厚群眾基礎和蘊藏著巨大潛力的,中日人民的友好力量必將沖破人為阻力,匯成歷史洪流。楊振亞表示,那次訪問增強了自己從事對日工作的極大信心。
在那之后,楊振亞又多次訪問日本,並最終成為中國駐日本大使,見証了戰后中日實現友好的過程。(記者 吳志浩)
新聞晨報 2007年04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