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中国的日本残留孤儿》(16)

    第四章  太阳心

    第二节

    杨治国坐在桌子的一角，他身上的那件红衬衫把它映衬得更加青春、光彩，他的神情属于年青人的，他的语言和动作也属于年青人的。此时我看得出，杨治国非常着急，他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他的故事全部告诉我，他完成了采访任务好尽快去做其他事情，他的责任心令我感动。于是，他语速加快了。

    杨治国说：“他上小学时，在学习上总耍小聪明，偷懒。到了中学就知道刻苦努力了。”

    1955年7月，17岁的杨治国考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所专科学校。长春地质勘探学校。他接到入取通知书那天，全家人像过节日一样隆重地庆祝。妈妈为他做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爸爸给他买了一个他向往已久的汽车模型玩具。

    杨治国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再过两个月就得离开家，到五百里以外的长春市去读书。杨治国觉得非常高兴，他希望到家乡外面的城市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对于杨治国的妈妈来说，却喜忧参半。杨治国在父母的暖窝里长到17岁，他从来没有洗过碗，也没有洗过衣物。就是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里长大。眼下，要离开父母的他，到学校过集体生活，生活上的大事小事妈妈放心不下。思来想去，妈妈给儿子想出了许多好办法。

    开学的日子到了。这一天，父母为儿子打点行李后，把儿子送上火车。妈妈执意要送儿子到学校，这个想法被父亲否决了。父亲说，一个大男孩就应自己顶天立地，妈妈送到学校，会给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

    站台上，妈妈拉着儿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眼里流出泪水。火车一声长鸣驶出车站，妈妈带着小跑跟着儿子渐渐远去的列车，挥着手，那难舍难分的景象让周围的人为之心动。有的人不忍心看这对分离母子，便扭过头，回避瞬间的离别痛楚。有人自言自语道：“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杨治国端起茶杯，轻轻地喝了一口茶，对我说：“我上学走后，我妈妈还病了一场。”

    杨治国说这番话的时候，一丝难过的深情浮现在他的脸上。我没有正眼看他，但我已经领会到了在他内心深处，对父母的那种深切的怀念之情。

   杨治国在学校读了三年书，他的学习成绩好得在学校出了大名。还有他父母对他的娇惯，在学校也是大名鼎鼎。

    妈妈告诉儿子，把这一学期要换洗的衣物攒下来，放寒暑假拿回家来家再洗。杨治国临行前，妈妈在儿子的被子和褥子上，分别缝上五个被罩和五个床单。

    妈妈告诉他，脏了就拆下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地拆。五个脏被单、褥单拆完了，也就到了放假的日子。杨治国在学校的三年时光，就是按照妈妈教导的方法走过来的。

    1958年7月，杨治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被分配到河北省地质局。

    杨治国的工作单位在石家庄市，离远在哈尔滨的父母有二千多里路。杨治国只能在春节放假回家一次。一年到头，父母惦记儿子，想把他调回自己身边。而杨治国自己却安心在河北工作，他对父母说：

    “自己刚毕业到新单位还没有做出成绩，就给组织提出要求调动，这样辜负了党的培养和老师的教导。在河北安心工作几年再说吧。”

    杨治国参加工作之后。他挣到的第一个月工资就寄给了父母，父母接到儿子的工薪却日夜不得安宁，就好像儿子离家在外受了大苦、遭了大罪似的。

    有一年春节，杨治国回到哈尔滨。春节假期很快过去了，儿子要离开家，母亲舍不得。母亲知道儿子喜欢吃羊肉馅饺子。临走时，母亲做好多饺子给儿子带上。

    1964年，那是一个温暖的季节，杨治国的父亲向组织递交一份申请报告。想把在河北省工作的儿子调自己身边工作。也许是父亲的威望，也许是对杨治国特殊的身份照顾。报告上交三个月，杨治国的工作调动顺利完成。

    1964年中秋时节，杨治国调进了黑龙江省勘探设计院。

    提起这段往事，杨治国带着满足而愉快地口气说道：“别人调个工作要三年五载，而我，三个月就调成了。人事局、组织部接收单位等各部门，都是一路顺风地通过。组织给予了我特殊的关怀。”

    六十年代，一般职工的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而那时，杨治国父亲的每月工资已挣到110元。那时在城里，杨家算得上是富裕的人家。

    杨治国说：“我调回省勘探设计院上班第一个月，我父亲拿出180元给我买了一台中国名牌永久牌自行车。那时，没几个人能买得起、买得到永久牌自行车，就是有钱也弄不到购物券。这些年，父母对我尽心尽力，一直没亏着我。”（待续）（作者：湘湘    本名：赵湘华bao6638@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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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日本版  2007年0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