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寅谈中日关系：动荡起伏、斗而不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年后，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和双边关系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双方进入战略博弈期。中日新型国家关系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双边关系更为复杂，有时甚至面临严峻的考验。二是双边关系一般不会超出“斗而不破”的底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应严格恪守四个政治文件，实现真正的平等互利双赢，这是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核心理念。

40年来中日关系伴随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各种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动荡起伏，一个是并没有超出“斗而不破”的底线。

第一个特点集中表现为，在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一系列涉及中日双方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两国表现出严重的分歧甚至对立。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两国关系随之跌入谷底。日本的军事冒险也开始步步升级。中国在钓鱼岛领海内的常规巡航被日本视为挑衅，每一次例行的舰机巡航，日本都要做出过激反应。中国出动一架飞机，日本就要出动两架进行拦截。到后来觉得两架不够，又增加到四架。自1958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开始执行此类任务以来，首次采取这种态势，双机跟踪，双机监视，使攻击性态势更显强硬，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与此同时，日本还多次要求美国承诺《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加大遏制中国的筹码。

在东海局势持续紧张的同时，日本又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联手参与所谓“南海仲裁案”，企图借菲律宾之手打压中国。另外，日本政要还频繁地访问东南亚有关国家，主动为其提供物质和军备援助，对这些国家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产生了副作用。日本还与其他国家在中国周边频繁地进行各种联合军演，如日美联合军演、日美韩联合军演、日美印联合军演等。日本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以及在军事领域咄咄逼人的态势，使中国周边险象环生。中国为防不测，不能不加大防卫力度，而日本又以此为借口，再次提升其军事动作的级别。如此轮番升级，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大大推高了武力对抗的风险。

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双方并没有超出“斗而不破”的底线。这与第一个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使中日关系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难以预测的复杂状态。但也正是因为第二个特点的存在，蕴藏着推动中日关系低谷转圜的内在条件与可能。形成第二个特点的根本原因是，中日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都有清醒认识，从而在处理自身利益与双边关系矛盾时，不失理性和正面的选择。比如在双方军事动作轮番升级的领域，为防不测，两国一直在探讨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以防止正面冲突的发生。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两国都在努力推动交流规模的扩大和交流质量的提升。

日本在追求大国目标与处理对华关系的过程中，有一种无法摆脱的矛盾心理。它既不愿意放弃前者，也不愿意搞坏后者，因为知道搞坏后者对自身并没有好处。正如当年田中角荣审时度势，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的外交课题时，谈到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他说：“对日本来说，过去一百年的政治总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中国问题常常是日本政治的基点，日本政治撇开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中国对日本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加上两国之间战略互信的严重缺失，以及双方国家目标与发展预期的相互交叉与碰撞，诸种因素相互叠加，使得日本在处理中国崛起与日本发展的关系时，倍感纠结，顾此失彼，找不到一个万全之策。其表现在外交领域，往往是同一个内阁，或同一位政要，或就同一个事件，却出现了前后矛盾、心口不一、是非莫辨的现象。有些人一方面在正式场合一再表态说，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要以双赢的思想发展日中合作；另一方面又支持把“中国威胁论”写进官方文件，作为对华外交的指导思想。有些人一方面力推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又积极创造机会实现首脑访华，会晤中国领导人，当面表示日本愿虚心对待历史，对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今后愿继续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不会改变。这些矛盾现象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底线意识的存在。特别是当自身利益与双边关系的矛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走不下去时，底线意识会使双方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选择往往是转圜，而不是破局。甚至在一些敏感问题的处理上也能够看到这一特点，比如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