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東京3月23日電（許永新）近兩年來，有三位中國人民的日本老朋友相繼離世。今年1月，日本前內閣官房長官、自民黨前干事長野中廣務病逝﹔去年10月，日中協會理事長白西紳一郎離世﹔2016年9月，日本前內閣官房長官、自民黨前干事長、日中友好協會前會長加藤紘一去世。他們都為推動中日友好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伴隨著這些老一代日本政治家的相繼去世，中日關系今后將如何發展呢？帶著這一問題，人民網記者採訪了旅日學者、日本法政大學教授王敏，請她從文化角度談談眼中的中國與日本。
王敏出生於中國河北省承德市，1982年公費留學日本宮城教育大學，2000年獲得御茶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博士，是該領域第一個拿到博士學位的中國人，當時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專門派人參加了她的學位授予儀式。王敏現任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發表獨著或合著及論文160余部（篇）。
漢字聯結中日兩國、信念推動友好交流
明仁天皇夫婦曾對王敏表示，中日兩國隻有友好，日本才有未來。日本隻有以史為鑒，才能走出歷史的陰影。對王敏說這些話的人都是老一代政治家、經濟界人士及其他重量級人物。“野中廣務先生那一代人中有不少人堅信中日必須友好，必須和平相處”，王敏如是說。
王敏歷任日本首相懇談會（文化外交）委員、內閣推進國際文化交流懇談會委員、國土交通省推進國際文化旅游懇談會委員、日本國際筆會中心國際委員、朝日新聞亞洲網路召集人。之所以身兼數職，源於對於推廣兩國文化及教育的交流與發展，她有著一份矢志不渝的堅持。她向記者談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東亞經濟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但這些概念應該怎麼具體描述呢？她把這個問題與老一代日本政治家對於中日友好的堅定信念源於何處結合在了一起。王敏表示，當然他們是為了國家，為了政治、經濟的需求。但盡管如此，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中，都找不到中國和日本這樣有著如此強烈願望希望友好相處的一對國家。除了政治經濟安全保障的需求以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王敏經考察后認為，在沒有現代國家、現代國民意識的幾千年之前，兩國人民的生活是相通的。生活的目標就是追求溫飽的幸福，就是追求安定和諧的信念。這樣一種信念在沒有現代國家凝聚力、沒有現代國民意識支撐的情況下，把它表達出來，把它凝聚出來的就是漢字。從2千年前起，在東亞，尤其是中日之間，大家語言雖然不通，但是用漢字就能讀懂對方的心，就能進行相互理解，就能協商互利互惠的關系，就能尋找雙方最大的共同利益。因此，可以說漢字是我們追求共同幸福與共同價值的紐帶，而且這也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和原生態。
王敏表示，這樣的原生態為什麼幾千年間沒有中斷，我們可以發現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義務教育中仍然規定每一個日本人都應該掌握2300個漢字，日本的古典教科書分為兩冊，一冊是日本古典，一冊是中國古典，隻有二者合一才能成為日本古典教育。而日本文部省教學大綱中也規定，要學習中國的古漢語（漢文），這是因為中國和日本有著一種特殊的文化淵源和文化關系。日本文化是在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下產生的，所以了解和認識、學習和掌握中國文化是認識日本自身文化和歷史的重要渠道。
王敏深有感觸地說，在日本，年紀大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中，漢字文化的元素要比現在濃厚得多，所以他們很自覺地、很本能地把來源於漢字元素的價值觀和想法，還有行為的表達方式融入到自己的人生中。現在有很多游客來到日本后一致表示，最大的感觸就是日本存在非常多的中國元素，而且在禮儀方面很值得我們參考。2千年來，這些元素一直像日本的基因一樣流傳到今天，所以就很自然地反映出來了。據文獻記載，公元5世紀，漢字傳到日本后，中國的傳統文化、漢字文明就入主日本核心社會，中國的四書五經成為日本的教科書，這是日本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掌握漢字和漢文成為一個文明人的基本條件。歷史越往前推，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共同語言、共同價值觀、共同的表達方式就越多。
王敏介紹說，明治維新以后，日本開始把學習中國的熱情和精力全部投入到學習西方方面，並提出“脫亞入歐”。但是，它學習西方之所以能夠成功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採用了學習中國的方法和姿態，他們因為投入了同樣的熱情和精力。同時，它把掌握的中國古漢語和漢字作為了媒介。如果沒有古漢語和漢字的話，學習西方的東西就沒辦法表達出來，沒法繼續下去，也沒有辦法讓民眾了解和認識。因此，日本學習西方並把它普及開來所使用的表述形式全部是漢語的形式。明治維新時，日本翻譯了800多種西方有關新知識、新科學的書籍，並傳播到中國。在那個時代，日本不僅使用了比現在多得多的漢字和漢語，而且日本人把西方的概念引進后，用漢字把它表達出來，比中國人直接到西方去接觸另外一種完全陌生的一個形態和文化要快得多。直到今天在中國的漢語當中，仍然最少有1千多個詞匯是源於那個時候日本學習西方，用漢字表達出來的詞匯。
王敏認為，日本人自己發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源於漢字，日本的國語和國學以及歷史都是在漢字文明的母體當中升華和發展出來的。但日本在二戰戰敗后，價值觀因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的影響繼而發生了很大變化。
大禹文化圈聯結了日本各地及中日兩國
王敏對記者介紹了近些年她在大禹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中日關系中所起的作用。她談到，在2007年的一次會議上，神奈川縣開成町的町長告訴她，他們那裡有一塊祭祀大禹的石碑，王敏立刻就到那裡做了一個調查，發現石碑上面確實刻有大禹，而且把大禹稱為“神禹”，石碑由一位日本名家所刻。當地歷史研究會的研究結果表明，由於開成町有一條大河流過，這條大河以前經常發生水災，為了保護民生，當地人民一直把大禹奉為水神，而且使用大禹疏通的方式治水，使得這塊土地減少了很多災害。就是說，是由於日本的地理和自然環境使得大禹能夠在此落地生根。
王敏由此想到，日本是一個多地震、多水災等自然災害的國家，既然這個地方用同樣的方式克服自然災害，那麼其他地方應該也有類似的祭祀方法、尋求應對自然的一種手段，因為日本的自然環境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於是她就在日本的報刊雜志上發表文章，介紹了祭祀大禹的背景和環境，同時號召日本民眾如果在其他地方發現了和大禹相關的祭祀遺跡或文物，請與她聯系。
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在日本全國各地發現了18處祭祀大禹的地方。於是她又動員首先發現大禹石碑的町長把這些祭祀大禹的地方聯合起來，形成了一個日本國內的大禹文化圈。然后向日本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發出號召，如果有新的發現就請加盟其中，因此使得大禹文化圈的活動范圍越來越擴大。
王敏介紹說，2010年，在開成町召開了全日本第一屆大禹文化節。當時她心裡是很不安的，因為主意是她出的，如果沒有人參加或效果不好的話，就很難交待了。結果沒有想到，第一屆大禹文化節有200多人參加，他們來自於日本全國各地。此后，參會人數連年增加。到2017年4月的時候，日本各地方政府和民眾積極投入到組建大禹文化圈的活動中。調查結果表明，在全日本一共有133處祭祀大禹或者和祭祀大禹相關的文物、歷史遺跡。從沖繩到北海道，遍布日本各地。2014年，他們成立了治水神禹王研究會，有400多名會員參加，從2010年開始到2017年一共舉辦了6屆全日本大禹文化節，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舉辦。
王敏表示，治水神禹王研究會之所以得到日本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因為各地方政府都覺得這是對他們本土地方文化的開發。而且，他們也都非常認同和認可中國的漢字文化圈自古以來為他們帶來的恩惠，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為什麼野中先生等老一輩人能夠主張並且堅持中日友好的信念，而且把它作為自己的人生去實踐呢？也正是因為他們生活的這塊土地告訴了他們，日本就是這樣一個風土人情，就是這樣一個原生態，在這個基礎上才有的今天，所以日本天皇多次在講話中號召國民要以史為鑒。因為他們是經歷者，是體驗者，而年輕一代沒有這些經歷與體驗，再加上對於過去的知識學習的不夠，他們的價值觀與老一代肯定會有差距，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如何承上啟下，這是當前中日兩國都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僅從政治、經濟角度是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從文化關系的角度、從教育的角度進行適當的調整和彌補。
王敏介紹說，第二屆大禹文化節是在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家鄉群馬縣召開的。通過考察和學習活動，當地民眾對於歷史知識，對於文化認同的願望更加提高了。當地還把它選入觀光的項目中，還有很多地方把當地和大禹的淵源作為學校的副教材教授給學生們。通過這種方式，全方位地提高了民眾的價值取向，加強了學生們對鄰國及自身文化母體的認識。
王敏最后表示，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中日和平友好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口號，也不僅僅是經濟需求，它確實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紐帶，一個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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