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丨如何繼續這場“未完結的正義審判”——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啟示

新華社北京5月3日電 （記者劉贊 陳澤安 丁汀）5月3日，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80年前，全世界進步力量在攜手擊敗日本軍國主義后，對發動侵略戰爭的首惡分子們展開正義審判。

這場審判，對日本戰爭罪行作出正義清算，用海量鐵証把日本侵略罪行寫入歷史定論，以國際法高度確定“侵略有罪”這一人類共識，捍衛了二戰勝利成果，也進一步奠定戰后國際秩序的法理基石。

這場審判，也留下除惡未盡的歷史缺憾，給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埋下隱患。在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的當下，如何繼續“未完結的正義審判”？80年前那場和平對戰爭、文明對野蠻的世紀判決，依然在敲響振聾發聵的歷史警鐘：唯有堅定捍衛歷史公正、守護人類良知，才能讓戰爭悲劇不再重演。

一場不見硝煙的“戰后之戰”

1946年5月3日，在位於東京市谷的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大講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拉開東京審判的帷幕。在兩輛白色美軍吉普警戒下，押送日本戰犯的美軍道奇客車來到法庭門口。日本《朝日新聞》描述：“一群戰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隊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終戰詔書》，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波茨坦公告》寫明：“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在歷史學者們看來，東京審判既有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歷史注腳，更有著堅實的法理基礎。

從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審判持續兩年零6個多月。818次開庭、419名証人出庭、4336件証據、48412頁英文庭審記錄——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國際審判”，也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后之戰”。

按照東京審判適用的英美法程序，對任何嫌疑人均先以無罪推定，必須由檢方提出充分証據，經法官認定后定罪量刑。當年，飽經戰亂的中國史料保存不足，日軍更在投降前后有組織地銷毀大量罪証，舉証工作困難重重。

“今日探訪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戰火中被炸毀的教堂。隨后前往長江邊一處執行大規模屠殺的地點——據有關信息，日軍曾在此用機槍處決6000名中國人。原址上一座工廠建筑亦已被徹底焚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副檢察官之一、美國人大衛·納爾遜·薩頓在1946年4月7日的日記中，寫下為南京大屠殺搜証的經歷。

不久前，薩頓6冊日記原件正式入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張張泛黃紙頁，真實記錄著當年搜集日本罪証的艱辛努力。從走訪慘案現場到調閱慈善團體埋尸記錄，從尋訪國際証人到收集幸存者証詞……中外檢察官“昕夕從公”，向法庭呈上難以撼動的鐵証，讓南京大屠殺成為不容質疑的鐵案。

法庭指出，“日軍僅於佔領南京后最初的六個星期內，不算大量拋江焚毀的尸體，即屠殺平民和俘虜20萬人以上”。正是憑著堅韌努力與“硬核”証據，由11個同盟國代表組成的檢察官團隊，拆穿日方被告所謂“無宣戰即無戰爭”“自衛戰爭”等種種抵賴詭辯，把日本一項項戰爭罪行牢牢釘上歷史恥辱柱。

最終，28名被告中，東條英機等7人被判處絞刑，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2人分別被判處20年和7年有期徒刑，1人因精神病中止審判，2人在審判期間死亡。

“鐵案如山，翻案是妄想！”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長期從事相關史實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向隆萬這樣形容東京審判。“証據經嚴格篩選，辯論充分，量刑更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

二戰勝利的終章，人類歷史的新篇

“毋庸置疑，沒有什麼是比共謀侵略戰爭和實施侵略戰爭更為嚴重的罪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寫道。

1200多頁、60余萬字——這份字字千鈞的判決書，對日本對外侵略擴張行徑進行了系統的法理清算，形成了對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不可動搖的法律定論。

東京審判是二戰勝利的終章，也是人類歷史的新篇。這一歷史性審判，與紐倫堡審判一道，成為二戰后國際法發展和國際秩序構建的重要基石。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約瑟夫·格雷戈裡·馬奧尼等專家指出，兩次審判開創性設立破壞和平罪與反人類罪，將1928年《巴黎非戰公約》等國際條約形成的“侵略戰爭違法”等國際共識落實於司法實踐，並認定個人須為侵略罪行承擔責任，向世界發出“侵略必受懲罰、暴行必遭清算”的明確信號。

“東京審判穩固了戰后國際秩序的道德和法律基礎。”俄羅斯科學院研究員德米特裡·斯特列爾佐夫說，“二戰后的國際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體現的歷史公正性上。”

在更深遠意義上，兩次審判為人類伸張正義創造了一種法治和文明的模式，終結了歷史上戰勝國吞並或瓜分戰敗國領土的慣例，開創了由正式組織的國際法庭嚴格依照法律程序審判戰犯的先例。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為被告配備25名美國律師，其履職表現令日本人“吃驚”。向隆萬指出，東京審判的部分審理中，辯方舉証篇幅甚至多於檢方，充分說明這次審判經得起歷史考驗，絕非一些日本右翼人士所謂的“勝者處置敗者”。

誰來完成那些“未竟的審判”

今年4月，靖國神社春季大祭期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供奉祭品，以“自民黨總裁”名義供奉祭祀費﹔大批國會議員集體參拜。在靖國神社中，悍然供奉著東條英機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的14名甲級戰犯。

否認歷史真相、美化侵略戰爭、加速擴軍備戰、謀求修改和平憲法……如今，日本當局正在瘋狂重啟戰爭機器。追溯這股愈演愈烈的逆流，其源頭正是東京審判及審判之后，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並未得到徹底清算的歷史缺憾。

東京審判開始的1946年，也是冷戰“鐵幕”降下之時。對戰敗國的公正處理，逐漸讓位於大國博弈的政治算計。代表同盟國對日本實施單獨佔領的美國，沒有把日本天皇以及皇族列入起訴名單。因實施細菌戰而臭名昭著的731部隊隊長石井四郎及相關人員，更以人體實驗資料作為交換，得到美國庇護。

此后，美國等西方國家為壓制日本國內左翼勢力，還與日本非法單獨媾和，允許對甲級戰犯減刑，甚至取消禁止軍國主義分子擔任公職的禁令，讓戰犯得以“群體性回歸”：被判無期徒刑的賀屋興宣，后來擔任了法務大臣﹔被判7年有期徒刑的重光葵，后來成為日本副首相兼外相﹔逃過起訴並獲釋的前商工大臣岸信介，還當上了首相。

韓國韓中城市友好協會會長權起植說：“在某種意義上，東京審判是一場未完成的審判，許多人沒有被起訴或充分審判，許多罪行未得到徹底處理。當今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復活，原因之一正是因為東京審判未能完成徹底清算。”

“我將東京審判表述為‘未竟的審判’，‘未竟’就是還有沒做完的事情。”日本明治大學客座研究員纐纈厚提問，“那麼，這些沒做完的事情應該由誰來做？”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曾在日記裡寫下這樣一段話：“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欠下的血債，記在日本人民的頭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會招致未來的災禍。”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日本人應該去做‘沒做完的事情’。”纐纈厚坦言，“日本必須通過持續接受審判，下定決心不再發動侵略戰爭，並不遺余力地把這種決心和覺悟反映到國家政治中。”

國際社會也必須堅持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審判與清算。正如馬來西亞專家羅伊·羅杰斯所說：“日本正選擇性遺忘甚至否認歷史事實，這對地區和平與穩定構成挑戰與危害。人類最大的悲劇，莫過於不能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日本右翼勢力試圖質疑東京審判合法性，其本質是挑戰二戰成果和戰后秩序，必須堅決抵制這一非常危險的動向。”俄羅斯二戰史學家協會執行理事會成員阿納托利·科什金不無憂慮。

80年前的東京審判，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力量為正義並肩而戰。今天，當軍國主義陰影再現，國際社會應當再次攜手，擔負捍衛歷史真相、國際公義和人類尊嚴的共同使命。“當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風險比以往更為嚴重。”馬奧尼教授說，“對於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歷史教訓依然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