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圖謀刪除“敵國條款”是痴人說夢（環球熱點）

第81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日前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閉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發言中再提刪除《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引發各方堅決反對和強烈批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正確認識和對待歷史是檢驗日本能否恪守和平發展承諾的標志。日本當年是在承認軍國主義罪行、接受《聯合國憲章》全部內容的前提下加入聯合國的。《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作為針對二戰戰敗國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國際輿論認為，日方這一荒謬訴求無論在法理還是現實層面都注定失敗，日本企圖推動軍國主義復活、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野心需引起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敵國條款”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

《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再度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為捍衛戰后國際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敵國條款”，即《聯合國憲章》中提及“敵國”一詞的第53條、第77條和第107條。相關內容規定，德意日等法西斯或軍國主義國家的任何一國有再次實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驟，中法蘇英美等聯合國創始會員國有權對其直接實施軍事行動，無須安理會授權。

針對日方鼓吹刪除“敵國條款”的說辭，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在第81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中行使答辯權。他指出，維護戰后國際秩序、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憲章中的“敵國條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再度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為捍衛戰后國際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時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廣濤指出，“敵國條款”是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體現，這一秩序不存在所謂“有效期限”。該條款也並非單獨針對日本，而是面向二戰軸心國的普遍性制度安排，是當代國際社會銘記二戰歷史、厘清戰爭罪責、傳承歷史責任的重要媒介，承載著守護反法西斯勝利成果、防范侵略歷史重演的深層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呂耀東指出，作為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法理遺產，“敵國條款”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

從歷史意義看，該條款從國際法層面對軸心國的侵略行徑與歷史罪責進行定性，從法理上堵死了為侵略歷史翻案的通道，進一步確認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確立的戰后國際秩序。該條款設立法律威懾機制，有利於防止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死灰復燃，防范侵略戰爭再度上演。

從現實價值看，在近年日本加速“再軍事化”背景下，該條款劃定了防范日本再度走向軍國主義的法律紅線，對其修憲擴軍行徑形成了法律威懾，是維護亞太乃至全球和平穩定的重要國際法工具。作為捍衛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依據，該條款也是評判日本歷史態度的標尺，能夠提醒國際社會高度警惕日本相關軍事動向，具有不可替代的約束與警示作用。

圖謀刪除背后是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的危險趨勢

日本試圖抹除二戰戰敗國的歷史標簽，謀求成為所謂“正常國家”、政治大國，進而擺脫戰后國際秩序的束縛，為日本“再軍事化”清除法律障礙

日本外務省稱，高市是自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以來，首位在聯大提及該條款的日本首相。這背后，是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的危險趨勢。

近年來，日本持續大幅擴充軍費，放寬殺傷性武器出口，推進部署中遠程導彈，擴充進攻性軍事力量，囤積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動修改“和平憲法”，試圖突破“無核三原則”，甚至鼓吹成為“能戰”國家。日本“再軍事化”已經成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的現實威脅。

呂耀東分析，高市在聯大拋出該主張，是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外溢到國際社會的具體體現，與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戰后外交總決算”一脈相承。日本右翼政客反復提出刪除“敵國條款”，至少有三重圖謀：一是要抹除二戰戰敗國的歷史標簽，謀求成為所謂“正常國家”﹔二是要擺脫戰后國際秩序的束縛，為日本“再軍事化”清除法律障礙﹔三是要謀求政治大國地位、提升國際地位與話語權，為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做鋪墊。

有日媒評價，高市再提刪除“敵國條款”，更多是想借聯合國舞台提升個人形象、提高內閣支持率。呂耀東指出，高市上台與國內右翼、極端民族主義的支持密切相關。她試圖借國際舞台開展政治造勢與認知戰，營造“敵國條款”已經過時的輿論氛圍，為日本突破戰后國際秩序、修憲擴軍的行為進行辯解，以此展現對外強硬姿態，迎合國內右翼與極端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經濟低迷等社會矛盾，鞏固執政基本盤。

為刪除“敵國條款”試圖修改《聯合國憲章》的可能性為零

這場刻意的外交造勢不僅無法幫助日本擺脫歷史罪責、實現軍事鬆綁，反而會進一步凸顯其歷史反省不徹底的問題，加劇地區國家對日本軍事化動向的警惕與擔憂

連日來，日方舉動引發國際輿論強烈批評。朝鮮駐聯合國代表指出，日本提出刪除“敵國條款”的要求“可恥、荒謬”。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安理會改革不能為走上軍事化和復仇主義道路的國家增加任何席位。日本應充分認真閱讀《聯合國憲章》，如果日本領導層試圖突破本國憲法約束、改寫國際法、逃避歷史責任，必然會引起嚴重擔憂。

依照《聯合國憲章》第108條規定的修訂程序，刪除“敵國條款”，需經聯大會員國2/3表決通過，再由各國依照本國憲法程序完成批准。五大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只要有一國未予批准，修正案就不能生效。

不少日媒認為，高市為了刪除“敵國條款”試圖修改《聯合國憲章》，可能性為零。還有日媒批評，高市此舉是“火上澆油”“政治作秀”。

王廣濤指出，高市此舉大概率會產生反向效果。日本主動將該議題推向國際輿論場，會重新喚醒東亞及亞太受害國民眾的歷史記憶，讓國際社會再次清晰認知日本仍受“敵國條款”約束的法理事實。這場刻意的外交造勢，不僅無法幫助日本擺脫歷史罪責、實現軍事鬆綁，反而會進一步凸顯其歷史反省不徹底的問題，加劇地區國家對日本軍事化動向的警惕與擔憂。

呂耀東指出，國際社會普遍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復活保持高度警惕，絕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認可“敵國條款”是防范戰爭卷土重來的重要法律保障。高市相關言論觸碰到了國際社會堅守戰后國際秩序的紅線，是對國際公理和聯合國權威的公然挑戰，必然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反對與批評。

“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曾給世界帶來深重災難。日方打著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的幌子，在政治、軍事、外交領域接連採取倒行逆施之舉，其潛藏的現實風險，是國際社會必須共同應對的重大課題。”呂耀東說，國際各方應當保持高度警覺，堅持以史為鑒，堅守國際法底線，反對歷史修正主義，明確“敵國條款”的法律效力，共同捍衛戰后國際秩序。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10月16日 第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