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东京3月23日电（许永新）近两年来，有三位中国人民的日本老朋友相继离世。今年1月，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病逝；去年10月，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离世；2016年9月，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自民党前干事长、日中友好协会前会长加藤紘一去世。他们都为推动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伴随着这些老一代日本政治家的相继去世，中日关系今后将如何发展呢？带着这一问题，人民网记者采访了旅日学者、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王敏，请她从文化角度谈谈眼中的中国与日本。
王敏出生于中国河北省承德市，1982年公费留学日本宫城教育大学，2000年获得御茶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博士，是该领域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当时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专门派人参加了她的学位授予仪式。王敏现任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发表独著或合著及论文160余部（篇）。
汉字联结中日两国、信念推动友好交流
明仁天皇夫妇曾对王敏表示，中日两国只有友好，日本才有未来。日本只有以史为鉴，才能走出历史的阴影。对王敏说这些话的人都是老一代政治家、经济界人士及其他重量级人物。“野中广务先生那一代人中有不少人坚信中日必须友好，必须和平相处”，王敏如是说。
王敏历任日本首相恳谈会（文化外交）委员、内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恳谈会委员、国土交通省推进国际文化旅游恳谈会委员、日本国际笔会中心国际委员、朝日新闻亚洲网路召集人。之所以身兼数职，源于对于推广两国文化及教育的交流与发展，她有着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她向记者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应该怎么具体描述呢？她把这个问题与老一代日本政治家对于中日友好的坚定信念源于何处结合在了一起。王敏表示，当然他们是为了国家，为了政治、经济的需求。但尽管如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找不到中国和日本这样有着如此强烈愿望希望友好相处的一对国家。除了政治经济安全保障的需求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王敏经考察后认为，在没有现代国家、现代国民意识的几千年之前，两国人民的生活是相通的。生活的目标就是追求温饱的幸福，就是追求安定和谐的信念。这样一种信念在没有现代国家凝聚力、没有现代国民意识支撑的情况下，把它表达出来，把它凝聚出来的就是汉字。从2千年前起，在东亚，尤其是中日之间，大家语言虽然不通，但是用汉字就能读懂对方的心，就能进行相互理解，就能协商互利互惠的关系，就能寻找双方最大的共同利益。因此，可以说汉字是我们追求共同幸福与共同价值的纽带，而且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原生态。
王敏表示，这样的原生态为什么几千年间没有中断，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义务教育中仍然规定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该掌握2300个汉字，日本的古典教科书分为两册，一册是日本古典，一册是中国古典，只有二者合一才能成为日本古典教育。而日本文部省教学大纲中也规定，要学习中国的古汉语（汉文），这是因为中国和日本有着一种特殊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关系。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下产生的，所以了解和认识、学习和掌握中国文化是认识日本自身文化和历史的重要渠道。
王敏深有感触地说，在日本，年纪大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中，汉字文化的元素要比现在浓厚得多，所以他们很自觉地、很本能地把来源于汉字元素的价值观和想法，还有行为的表达方式融入到自己的人生中。现在有很多游客来到日本后一致表示，最大的感触就是日本存在非常多的中国元素，而且在礼仪方面很值得我们参考。2千年来，这些元素一直像日本的基因一样流传到今天，所以就很自然地反映出来了。据文献记载，公元5世纪，汉字传到日本后，中国的传统文化、汉字文明就入主日本核心社会，中国的四书五经成为日本的教科书，这是日本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掌握汉字和汉文成为一个文明人的基本条件。历史越往前推，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共同语言、共同价值观、共同的表达方式就越多。
王敏介绍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把学习中国的热情和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西方方面，并提出“脱亚入欧”。但是，它学习西方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采用了学习中国的方法和姿态，他们因为投入了同样的热情和精力。同时，它把掌握的中国古汉语和汉字作为了媒介。如果没有古汉语和汉字的话，学习西方的东西就没办法表达出来，没法继续下去，也没有办法让民众了解和认识。因此，日本学习西方并把它普及开来所使用的表述形式全部是汉语的形式。明治维新时，日本翻译了800多种西方有关新知识、新科学的书籍，并传播到中国。在那个时代，日本不仅使用了比现在多得多的汉字和汉语，而且日本人把西方的概念引进后，用汉字把它表达出来，比中国人直接到西方去接触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的一个形态和文化要快得多。直到今天在中国的汉语当中，仍然最少有1千多个词汇是源于那个时候日本学习西方，用汉字表达出来的词汇。
王敏认为，日本人自己发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源于汉字，日本的国语和国学以及历史都是在汉字文明的母体当中升华和发展出来的。但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价值观因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的影响继而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禹文化圈联结了日本各地及中日两国
王敏对记者介绍了近些年她在大禹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中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她谈到，在2007年的一次会议上，神奈川县开成町的町长告诉她，他们那里有一块祭祀大禹的石碑，王敏立刻就到那里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石碑上面确实刻有大禹，而且把大禹称为“神禹”，石碑由一位日本名家所刻。当地历史研究会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开成町有一条大河流过，这条大河以前经常发生水灾，为了保护民生，当地人民一直把大禹奉为水神，而且使用大禹疏通的方式治水，使得这块土地减少了很多灾害。就是说，是由于日本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使得大禹能够在此落地生根。
王敏由此想到，日本是一个多地震、多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国家，既然这个地方用同样的方式克服自然灾害，那么其他地方应该也有类似的祭祀方法、寻求应对自然的一种手段，因为日本的自然环境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于是她就在日本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祭祀大禹的背景和环境，同时号召日本民众如果在其他地方发现了和大禹相关的祭祀遗迹或文物，请与她联系。
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日本全国各地发现了18处祭祀大禹的地方。于是她又动员首先发现大禹石碑的町长把这些祭祀大禹的地方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日本国内的大禹文化圈。然后向日本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发出号召，如果有新的发现就请加盟其中，因此使得大禹文化圈的活动范围越来越扩大。
王敏介绍说，2010年，在开成町召开了全日本第一届大禹文化节。当时她心里是很不安的，因为主意是她出的，如果没有人参加或效果不好的话，就很难交待了。结果没有想到，第一届大禹文化节有200多人参加，他们来自于日本全国各地。此后，参会人数连年增加。到2017年4月的时候，日本各地方政府和民众积极投入到组建大禹文化圈的活动中。调查结果表明，在全日本一共有133处祭祀大禹或者和祭祀大禹相关的文物、历史遗迹。从冲绳到北海道，遍布日本各地。2014年，他们成立了治水神禹王研究会，有400多名会员参加，从2010年开始到2017年一共举办了6届全日本大禹文化节，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举办。
王敏表示，治水神禹王研究会之所以得到日本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因为各地方政府都觉得这是对他们本土地方文化的开发。而且，他们也都非常认同和认可中国的汉字文化圈自古以来为他们带来的恩惠，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为什么野中先生等老一辈人能够主张并且坚持中日友好的信念，而且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去实践呢？也正是因为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告诉了他们，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风土人情，就是这样一个原生态，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的今天，所以日本天皇多次在讲话中号召国民要以史为鉴。因为他们是经历者，是体验者，而年轻一代没有这些经历与体验，再加上对于过去的知识学习的不够，他们的价值观与老一代肯定会有差距，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如何承上启下，这是当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仅从政治、经济角度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要从文化关系的角度、从教育的角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弥补。
王敏介绍说，第二届大禹文化节是在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家乡群马县召开的。通过考察和学习活动，当地民众对于历史知识，对于文化认同的愿望更加提高了。当地还把它选入观光的项目中，还有很多地方把当地和大禹的渊源作为学校的副教材教授给学生们。通过这种方式，全方位地提高了民众的价值取向，加强了学生们对邻国及自身文化母体的认识。
王敏最后表示，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日和平友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也不仅仅是经济需求，它确实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纽带，一个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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