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遗迹和幸存者的讲述就是日军侵略行径的铁证”（第一现场）

山打根纪念园内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

参观者阅读纪念园情况介绍。

山打根纪念园内的挖掘机遗存。

位于山打根市区的殉难华侨纪念碑。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白元琪摄

“1999年纪念园落成至今，每逢4月25日‘澳新军团日’及8月15日‘山打根纪念日’，园内都会举行追思活动，悼念80多年前在此牺牲的战俘。来自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代表和不少战俘后裔远道而来，与当地民众相拥而泣，场面哀恸，令人动容。”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纪念园负责人朵莉逊告诉记者，这里不仅记录了盟军战俘的血泪史，更见证了当地民众与战俘并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艰苦岁月。

二战期间，2700多名澳英战俘被日军押解至山打根，遭受长期劳役与折磨。1945年初，随着盟军节节胜利，日军将大部分战俘强行驱入热带雨林，迫使其开始长达260多公里的徒步行军，最终仅6人生还，史称“山打根死亡行军”。记者眼前的这片纪念园，正是当年战俘营旧址，也是“死亡行军”的起点。尽管草木丛生，但那段记录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罪行的历史，从未远去，更不该被忘记。

营地苦难——

“我们和狗一拥而上抢食”

走进山打根纪念园，入口处的三维地图模型还原出当年战俘营的布局：铁丝网环绕、低矮营房林立。自1942年起，多批被转运至山打根的战俘，沦为为日军修建机场的“奴工”。

“他们在酷暑烈日下清理密林、开凿岩石，每周工作6天、每天超过10小时。”讲解员伊吉介绍，施工地质多为浅色凝灰岩，在烈日下会反射出刺眼强光，导致许多战俘角膜被灼伤。

战俘的居住条件同样恶劣。现场资料显示，他们挤在棕榈叶搭建的亚答屋内，每间住60余人，内部鼠蛇横行、虱虫滋生。此外，为严防澳英两国战俘私下联络，日军将其中一方剃光头发—一旦不同头型的人被发现交头接耳，便会受到重罚。

昔日营地的大多数设施已被日军烧毁，残存的一台锈迹斑斑的挖掘机格外醒目。“战俘们不愿为侵略者卖命，便通过各种‘小破坏’来拖延工期、表达愤怒。”伊吉说，曾有一名工程师出身的战俘偷偷在发动机油底壳里撒入沙子，使这台挖掘机彻底瘫痪。

为驯服战俘，日军发明了名为“笼子”的酷刑：将窄木笼架于木桩之上，四周以数厘米宽木条拼接，高不足一米。被囚者无法站立伸展，只能蜷缩其中，任凭日晒雨淋。展板资料显示，19岁列兵基思·博特里尔曾被如此关押40天，“笼里挤了17个人。前3天没有水，第三天晚上士兵会强迫你喝脏水直到呕吐；前7天没有食物，且禁止说话。每天傍晚我们会挨一顿名为‘体育锻炼’的毒打。厨师把泔水倒进槽里喂狗时，我们和狗一拥而上抢食。”

战俘们还常集体遭受虐待。幸存者比尔·斯蒂佩维奇曾回忆一种名为“飞行练习”的暴行：“我们被命令张开双臂水平站立，在烈日下暴晒。日本兵轮番殴打我们的腋下和肋骨。如果有人因疼痛呜咽或畏缩，换来的将是新一轮毒打。”

在遗址一角，记者看到一座经修复的水泥储存室，那是日军厨房的原址。与战俘们非人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守卫补给充足。二战史学者莱内特·希尔弗介绍，随着战局急转直下，战俘的口粮被进一步克扣。到1944年底，他们只能靠满是蛆虫的陈腐大米维生，极度饥饿下，甚至抓蛞蝓（鼻涕虫）穿在铁丝上烤食度日。

生死行军——

“所谓‘战略转移’被证明是一场有组织的屠戮”

园内高处的一座仿木制纪念亭庄重简洁。亭内展陈的行军路线和口述史料揭开了那段惨烈的“山打根死亡行军”史。

“1945年上半年，为防止盟军解救，日军将战俘分三批向西转运至兰瑙。所谓‘战略转移’被证明是一场有组织的屠戮。数百公里的热带雨林行军路，成了绝大多数战俘的生命终点。”伊吉说。

1945年1月28日，首批450多名体力较好的战俘被分为9组率先出发。“当时正值雨季，为了穿过沼泽，战俘们被迫行走在仅约一米宽的碎竹板路上。谁若滑倒摔断了腿，便会被当场处决。”伊吉介绍。

战俘们背负日军的大米和设备，赤脚走在树根、乱石和沼泽中，食不果腹。铅笔粗的水蛭与携带疟原虫的蚊虫不时叮咬，日本兵在背后用刺刀驱赶。基思·博特里尔在证言中写道：“行军途中，我们不断目睹同伴倒下并被处死，空气中弥漫着先头队伍遇难者的尸臭。”最终，约350人勉强抵达兰瑙，但在更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多数人不久便死于劳役、疾病与饥饿。

1945年5月29日，第二批500余名战俘启程。长期饥饿与疾病使他们身体极度虚弱，疟疾、痢疾及皮肤病蔓延。莱内特·希尔弗说：“许多战俘身上的溃疡严重到连胫骨都清晰可见……即便如此，他们仍被迫继续行走。”约一个月后，仅180余人抵达兰瑙。他们到达后发现首批抵达的同伴只剩下6人。

“死亡行军”进入尾声时，日军彻底丧失了人性，纵火焚毁了大部分营区，将近300名病重无法行走的战俘遗弃在荒野。1945年6月9日，最后一批约70名战俘被迫上路，这一次，无一人抵达终点。

“行军途中，共有6名战俘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成功脱险。”伊吉告诉记者，这6名幸存者与当地民众的共同证言，最终将作恶的日军主要头目送上了正义的绞刑架，也让“死亡行军”的暴行彻底公之于众。

纪念亭内的电子照片墙滚动播放着遇难者影像，不少参观者驻足无言。战后，调查人员走遍山打根营地原址、周边丛林、数百公里步道以及兰瑙，最终发掘出2100多具澳英战俘遗骸。望着照片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英国游客史蒂夫感叹：“日军完全丧失了基本的人道底线。这不是一场普通行军，而是彻底的死亡驱逐。”

历史之鉴——

“国际社会应正视由鲜血写就的二战史实”

纪念园北部设有一处圆形平台，中央矗立着一座黑色花岗岩纪念碑。碑身刻有马来西亚木槿、澳大利亚红火球帝王花和英国玫瑰，三国的特色花卉交织盘绕，象征着不同民族共同抗日的集体记忆。

日据时期，山打根民众秘密组建地下组织，向战俘运送食物和药品。史料记载，帕吉纳丹地区的负责人库隆曾多次冒死营救战俘，并于1945年6月成功救出出逃的炮手欧文·坎贝尔——他也是“山打根死亡行军”的6名幸存者之一。

然而，由于告密者出卖，秘密援救网络不幸暴露，日军随即展开疯狂报复。大批组织成员被捕，遭受灌水、吊刑、拔指甲等折磨。重要成员马修斯、韦尔斯和韦顿经历严刑拷打后英勇牺牲。这便是历史上惨烈的“山打根事件”。

展陈资料记录了组织成员约翰尼·冯的自述，他在被捕后的一个月内，受尽了酷刑：“他们让我跪在布满尖刺的木板上，膝窝处横放重木杠，两名士兵如玩‘跷跷板’般在两端反复下压。更有所谓的‘柔道高手’在室内肆意摔打、扭断我的肢体。我曾被扭曲塞进特制的椅子里，任由他们持续毒打头部。”

战俘后裔戴维·里森在纪念园的网页上评论道：“这座纪念园不仅属于那些未能回家的战俘，也属于冒死相助的山打根市民。这是一处重要的历史警示地。”

据统计，马来西亚沙巴州共有约16%的平民死于日军暴行。当时日军在城镇安插大量告密者，强取豪夺，让当地民众长期生活在极度恐惧中。朵莉逊告诉记者，经常有日本年轻游客问她：“这些都是真的吗？为什么我们的课本上从来没有讲过此类内容？”她总是坚定地回答：“这些遗迹和幸存者的讲述就是日军侵略行径的铁证！”

位于山打根市区的殉难华侨纪念碑，见证着日据时期华侨先烈们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赤胆忠心。山打根中华商会理事长谢鹤议表示，铭记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示未来。“国际社会应正视由鲜血写就的二战史实，时刻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共同筑牢和平根基。”（记者 章念生 白元琪）版式设计：张芳曼

《 人民日报 》（ 2026年05月22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