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左右互搏”加劇日本經濟困局（經濟透視）

近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下調食品消費稅的法律草案，計劃自2027年4月起，將食品飲料消費稅率從8%降至1%，為期兩年，該法案將於近期提交日本國會審議。這是日本自1989年開征消費稅以來首次下調稅率，兩年累計減收約10萬億日元（1元人民幣約合23.6日元）。然而，這項看似“惠民”的政策並未贏得廣泛支持，反而引發執政黨內部強烈反彈。在政府債務規模龐大、利率上行壓力加大、日元匯率持續承壓的背景下，這一政策不僅未能形成清晰的增長路徑，反而暴露出財政、貨幣、外部協調之間的多重矛盾，日本經濟困局正進一步加深。

減稅政策之所以引發廣泛爭議，首先在於其財源並不明確。消費稅長期是日本養老金、醫療、護理等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財源。在人口老齡化持續、社保支出剛性增長的條件下，削減這一穩定稅源，必然加劇財政收支平衡壓力。高市早苗政府表示不會依賴赤字國債填補缺口，但另一方面2027財年預算申請總額卻攀升至143萬億日元，增幅高達約17%。市場擔心，若減稅缺乏穩定財源支撐，可能削弱財政信用，推高國債收益率，進一步增加債務滾動成本。輿論普遍認為，減稅政策帶有選舉政治色彩，意在短期內拉攏特定支持群體。執政的自民黨內部在這一問題上發生明顯分歧，在該黨稅制調查會理事會上，表達反對和擔憂的自民黨議員一度超過支持者。

政策分歧還體現在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方向不一致上。為應對通脹壓力和日元疲軟，日本央行近年逐步退出超寬鬆政策，結束負利率和收益率曲線控制，並在今年9月將政策利率上調至1.25%，為1995年以來最高水平。央行加息意在穩定物價預期、收窄利差、緩解匯率貶值壓力。而與此同時，政府卻推進擴張性財政安排，包括減稅、補貼和較大規模預算擴張，客觀上會推升總需求和通脹預期，削弱貨幣緊縮效果。

這種“財政踩油門、貨幣踩剎車”的政策組合，容易引發市場信任波動。今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的《經濟財政運營與改革基本方針》草案，被市場解讀為政府試圖向央行施壓、抑制其加息節奏，以維持低利率，為大規模財政擴張融資。日本市場隨即爆發債券拋售潮，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升至近30年高位。日本政府被迫緊急修訂草案，重申尊重央行獨立性，強調貨幣政策以實現物價穩定為目標。然而，政策信號一旦前后不一，就會放大金融市場對財政可持續性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擔憂。

外部壓力同樣不容小覷。美國多次公開施壓，要求日本控制財政支出、加快貨幣政策正常化。7月底，美日時隔多年再次實施聯合外匯干預，以遏制日元過度貶值。美方關切既包括日元無序波動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也涉及美債市場穩定和貿易競爭格局。這使得日本在維持增長、穩定匯率、控制債務和回應外部壓力之間面臨更復雜的平衡挑戰。

整體來看，日本央行致力於修復金融功能，日本政府執著財政擴張，美國則要求日本收緊政策，三者之間的目標不可調和，政策協調難度明顯上升。政策撕裂的后果正在日本實體經濟中顯現，“K型分化”特征加劇。以加息為例，持有金融資產的家庭受益於利率上升和股價上漲，而背負房貸的家庭負擔加重﹔大企業憑借定價權擴大利潤，中小企業卻因融資成本上升加速退出市場。食品減稅亦然——短期減輕部分家庭負擔，卻削弱社保財源，最終仍可能損害中低收入者利益。更值得警惕的是，減稅效果容易被持續上漲的物價抵消，企業未必將減稅傳導至零售端，消費者獲得感可能大打折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前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日本名義GDP（國內生產總值）將於2027年被印度、英國超越，全球排名由當前的世界第四位滑落至第六位。實際上，日本經濟困局並非短期政策失誤所致，而是長期結構性問題的集中爆發：政府債務佔GDP比重約230%，能源對外依存度高，產業新舊動能轉換遲滯。當減稅、擴張、加息、干預匯市等多重目標相互沖突，政策空間被不斷壓縮。對日本而言，真正需要的不是短期民粹式讓利，而是重建財政紀律、理順政策協調、推動結構性改革的清醒與勇氣。否則，政策分歧“左右互搏”隻會讓困局越陷越深。

（作者為南開大學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長）

《 人民日報 》（ 2026年10月19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