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的故事：幸存者与日俱减 赶在零之前【4】

毛银梅

郭柯懂老人的选择。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却发现噩梦并未结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躲着她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老人说，那时候“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开始学会了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谈了6个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里人也不会同意。36岁的时候，他决定看一辈子牛。从小到大，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如今，这个“日本人”已经70多岁了，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关在家里，叫嚣着“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他说，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时候，“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死掉。”他说。

郭柯很触动。他很清楚，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才可以继续生活。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对孙儿笑，对郭柯笑，对野猫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战胜利后，她从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诉她：“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什么也不会讲，“让他们走吧”。儿媳劝她，“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错。”

毛银梅已经记不得韩国家乡的事儿了，她不愿意回国，“都没亲人了”。她说，从慰安所出来以后，自己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她开始叫“毛银梅”。“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后来，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从未嫌弃过毛银梅慰安妇的身份，和她恩爱几十年。老人说，丈夫最爱的，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这些经历过伤痛、战乱、饥荒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作为团队里的“长辈”，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她和一位慰安妇老人沟通拍摄诉求，对方告诉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

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龙庆着急，她要替爱心人士给老人捐款。想来想去，她把钱塞进了老人的羽绒服里，这个口袋放一点，那个口袋装一些，可是塞着塞着她又想，老人年纪大了，怎么记得住钱在哪里。

志愿者龙庆停下双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妇老人，初次见到龙庆时正嚼着槟榔，嘴里红红的，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龙庆想回去了，可老人说，“再转转，再转转吧。”

郭柯觉得，这一切就像一个圆，身处圆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静度日，圆心之外的亲人、邻居甚至是大众却在源源不断地向老人投射伤害。

毛银梅把慰安妇的身份瞒了五十余年，甚至连她的养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母亲的这层身份。

“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慰安妇好可怜等等，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郭柯很气愤，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了“历史证据”，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

“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这些老人，是我们自己。”他平静地说。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来拍摄，很多时候老人开始哭泣，他的镜头就拉远，飞到了天上和窗外，云静静地飘过，雨哗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镜头和远景让这部片子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因为想一个不落儿地呈现22个老人，这部电影甚至被一些学院派批评“没有故事”“没有层次”“没有起承转合”。

这也许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电影。在95分钟时长的片子里，22位主角轮番登场，没有时间轴，镜头远远的，只来得及“深情地凝视一眼”。

从拍摄结束到现在，3年过去了。这期间，郭柯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质疑。有投资人撤资，有发行方打退堂鼓，还有业界纷至沓来的批评。

一次，在一场传媒公司举办的小型看片会上，业内的编剧评价《二十二》：“从艺术创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纪录片，也需要矛盾和冲突，也需要有情节。”

他们的意见，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龙庆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发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来，替自己的学生郭柯鸣不平。那些矛盾、冲突，其实都有。

在李爱连家拍摄时，某天，一场大雨突如其来，老人倚坐在炕上发呆。摄制组当即决定，人员清场，只留下摄像师和龙庆。摄制组决定试试看老人是否愿意开口。许久，老人小声问龙庆，门都关好了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爱连一边哭，一边说起了当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后，饿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那年只有18岁的她接过来连吃了8根，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却没停。

后来，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开始哭泣，还在断断续续回忆那个凌辱她的40多岁的日本人。龙庆对着老人无声地哭泣，耳机里传来郭柯的声音，“龙老师，可以了，停下吧。”

这段故事最终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说，自己很倔，在市场面前，他也曾自我怀疑过，但从没想过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