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水稻王”的中国情缘

▲藤原长作（右二）和黑龙江技术人员交流水稻种植技术。新华社资料片

我国最北面的黑龙江省，已连续多年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列全国第一。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上世纪80年代，我在哈尔滨工作，搭伙在省委机关食堂，一日三餐粗粮为主，能吃到馒头就是改善伙食了，大米饭鲜见供应。成家后有了“购粮本”，才知市民每人每月供给大米3斤。后来，黑龙江大米产量怎么会多起来的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多的呢？这要从一个名叫藤原长作的日本农民说起……

1980年6月20日是个寻常日子。但黑龙江的稻农们不会忘记这一天——他们传统粗放的水稻种植方法被颠覆就是从这天开始的，黑龙江大米闻名和行销全国也由此起步。

然而它的发生，是那么的偶然。

这天早晨，一辆客车从黑龙江方正县城出发，车上坐着20多个日本人，藤原长作是其中之一。

车出县城，公路两边出现了连片的稻田，秧苗刚刚露出水面，一片嫩绿。藤原长作的眼光被紧紧地吸引住了，他仔细观察着秧苗，陷入了沉思。扫完墓，从历史回到现实之中。他问陪同的方正县干部：“你们这里水稻亩产多少公斤？”回答是“二百来公斤”。“太少了！”藤原先生直言道：“我看你们稻田里的秧苗太密了，这样根系不发达，阳光也照不透，肯定影响产量。”他还说：“我的家乡日本岩手县和你们这里的自然条件相差不多，我经过多年实践和摸索，采用了旱育稀植的方法，效果很好，一般亩产可达到四五百公斤。”

方正县种水稻有年头了，一直沿用的种法是直接向田里撒籽和密植。而稀植、苗少，能提高产量吗？翻看扫墓团的名册，知道这个老者是个农民，但不知晓的是，他有日本天皇授予的“水稻王”的“头衔”。

藤原先生看出当地干部的疑虑，想了想，很认真地说：“如果允许的话，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推广水稻旱育稀植的技术。”

县里领导感到很突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1980年，一个外国人要到中国来工作是件很稀罕的事。然而当弄清了藤原长作“水稻王”的身份后，他们便积极向上请示。正在兴起改革开放热潮的中国，新风已徐徐而来，国家有关部门很快批准了方正县的请求。

1981年谷雨前两天，藤原长作来到方正。那年他70岁。他宣布不住县里宾馆，就住到农民家。给一块水田，配几个助手就行。“丰收了全归村民，欠产了全由我赔付。”

老头倔犟，说话算数。他被安排到德善乡富余村，借宿在比他小两岁的杜印武家。村里划出一块27.4亩的水田供他“试验”。

第二天他就下地修整苗床了。他在旱地育秧，到了节气把秧苗插到水田里。秧苗插得很稀，行距9厘米，株距4厘米。插完秧一望，一片黑色，秧苗遮不住土壤。

而四周，农民用传统“漫撒籽”方法播种的稻田里，小苗已露出水面，密密匝匝地一片翠绿，煞是好看。

两相一比较，说啥的都有了：“日本老头那玩意儿逗人玩呢！”“稀不楞登几棵苗，能打多少粮？”藤原先生听了，笑而不语。

20多天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藤原植下的秧苗开始分蘖了，宽敞的空间，充分的光照，使得一棵秧苗分出的蘖多达三十几株，像扇子一样欢欢实实地展开，然后扎扎实实地往上长，一天一个样，一棵棵都长得好壮实，瞅着叫人好不喜欢。

可看周围农民的田里，苗密，分蘖少，瘦瘦弱弱地挤在一块，一点也不壮实。

到秋收后一过秤，藤原先生的试验田亩产347.5公斤，村里农民种的平均亩产只有72公斤。其他村亩产最高的也就160多公斤。

人们惊讶了！

藤原先生说：日本北方和中国北方一样，是寒地水稻，地温低，灌溉用的地下水也很凉，用稀植的方法能充分利用阳光，提高地温，也能改善通风条件，有利水稻生长和成熟，对倒春寒和入秋早霜灾害的抵御能力也比较强。再说旱育稀植靠的是增加分蘖，这样既能提高产量，还能节省种子，降低成本。

然而，传统的习惯要转变并不容易。不少农民看是看了，但并不急于效仿。

藤原长作理解这一点。1982年初春，他又来了。在县科委和农委的协助下，试验扩大到了7个乡的25个村，面积达到4556亩。藤原先生想让方正农民在更大的范围内认识“旱育稀植”技术的科学性。他不顾年迈，一次次地站在水田里示范，手把手地教。农民们过意不去了，有的要给他送好吃的，有的要给他人民币当零花钱。他一概谢绝，诚恳地说：“我来方正不是为钱，是为这里能多产大米。”他还一再说：“日本当年侵略中国是有罪的。今天我作为一个日本公民能为中国做点事，感到非常欣慰。”

结果，这年试验田水稻平均亩产377公斤，比县里其他稻田平均亩产高241公斤。

这下信服的农民多起来了。到1983年春，不用动员，全县一万多户农户在4.6万亩水田里采用了“旱育稀植”技术，占当年全县水田面积的51%。这年灾情严重，又是风又是雨，但“旱育稀植”的水稻仍获得好收成，平均亩产388公斤，比传统种法的亩产高出一倍还多。

自此，这项科学、实用、易学的水稻栽培技术，像插上了翅膀，迅速传开了。

藤原长作的实践，引起了黑龙江省农委领导和水稻专家的关注，他们到方正实地考察，和藤原先生交流，很受启发。种地要重视前人的经验，但如果一味按部就班地照抄照搬，不去积极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办，路只会越走越窄。与此同时，在藤原先生的家乡也产生了反响，对水稻种植理论有深入研究的原正市和佐佐木、致力于水稻超稀植研究的有马富男等几位专家，先后来到方正，从理论上总结和完善“旱育稀植”技术。他们还和中方专家一起探讨“旱育稀植”技术和其他行之有效的耕作、增产措施的衔接和配套问题，使这项技术更加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得到更加有效的推广。原国家科委和原农业部也注意到方正县掀起的这场“水稻种植革命”。方正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虽然适合种水稻，但由于种植技术落后等原因，产量低，水田面积推不开，每年也就种十来万亩。但是尝到旱育稀植技术的甜头后，水稻种植面积一下子扩大到30多万亩，平均亩产也由一百多公斤提高到三四百公斤，而且每亩节省种子9公斤，省水三分之一，每亩成本降30多元。水稻专家们在更大范围内调研后，得出一致结论：“旱育稀植”是项好技术，适合在我国的“三北”即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推广。原国家科委为此专门发出文件，有力地促进了这项工作的开展。

藤原先生没想到事情会搞得这么大，很兴奋，也更加忙碌了，但无奈“分身无术”。于是跟了藤原先生几年的方正县农民技术员一个个“顶”到了第一线，成了黑龙江省其他市县和“三北”地区争抢的“香饽饽”。他们像藤原先生一样，每到一地就站在水田里做示范，手把手地教。务实的稻农们从方正的变化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内在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水稻生产的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黑龙江省和“三北”地区水稻产量的提高立下了头功，也为日后黑龙江省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全国地位的提升打下了基础。

这项工作整整持续了10年。

藤原先生的晚年生活因此被改变了，他四处奔波，和方正县、黑龙江省、中国北方广袤的农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被方正县政府授予“荣誉公民”，后来又成为黑龙江省“荣誉公民”。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接见他，向他赠送礼品，感谢他对我国的水稻生产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8年8月25日，87岁的藤原长作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念念不忘方正，留下遗嘱，将一半骨灰埋到那片土地里。2021年，方正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00万亩，平均亩产545公斤。藤原先生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为之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