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好战特性从何而来？【2】

(三)

日本国民被统治者以神的民族和天皇的国家为主要内容的皇国史观长期洗脑，对天皇有着畸形的信仰和服从，对“大和民族优越论”有着畸形的狂妄和自负，民族性格中狭隘、狂傲、残暴的一面极易被转化为对外战争的狂热性。

日本自古就是单一民族，海岛国家，各地习惯风俗相近，没有经历过像中国和美国那般的多民族融合过程，也没有遇到过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存并处的问题。而且，早在古代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中就已逐渐形成了很强的共同体意识。维系这种情感和意识的重要纽带，就是日本的“神道”宗教信仰。在一个家族共同体中，主宰家族命运的主神就是其祖先的灵魂，每一个家族成员都与它血脉相承，都被看作是它的分灵，这个成员死后，他的灵魂又会与祖灵合而为一。与无数个家族共同体并存的最大的命运共同体是邦国，主宰邦国命运的主神则是天皇家的主神。与此相对应，天皇在日本具有神威地位，被视为“国家神道的核心”。

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日本统治者利用日本家国同构、忠孝尊皇的民族传统对本国人民进行洗脑。从明治政府成立到1877年，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天皇制集中体现了日本浓厚的封建制度文化。日本统治者提出日本是皇国，皇国就是神国，神国就应该统治全世界，这是上天赋予的使命，并把这些思想灌输给日本国民，从意识形态上催生和强化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政府宣称：爱国与忠君同源、与敬神崇祖一致。在此种道德标准下，凡是“为国捐躯”者，都被奉为“忠君爱国”的典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不但是国家元首，而且是主权所在。就这样，崇拜天皇思想深深铭刻在日本国民的灵魂之中，是一种宗教性的观念意识。基于上述意识形态提出的“皇国至上，天皇极尊，四海万国皆为臣仆”的对外侵略口号，把日本民族引向对外侵略扩张的罪恶之路、毁灭之路。

(四)

通过对外武力扩张和战争掠夺来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是日本进入近代社会的显著特征。通过长期预谋和精心备战，日本在一次次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上不断收获着“战争红利”，这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其争霸世界的野心。

日本近现代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史。明治政权1868年一成立就提出了“征韩论”；1874年借端出兵台湾；1875年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其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又进行了三次大的武力扩张：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1904-1905年进行日俄战争，参加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仅明治天皇在位的44年间，平均每7年多就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从一次次侵略战争中尝到甜头。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台湾，并从中国索取到相当于日本当时年财政收入4倍的巨额赔款，为日本近代工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掘到了第一桶金，军力得到倍增。通过日俄战争，迫使俄承认其独占朝鲜半岛，并与俄瓜分中国东北，取得南库页岛。通过参加“一战”，日本取得了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这些侵略战争，推动日本迅猛发展与社会转型，经济上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而且上升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

得益于当时特殊的国际条件，日本对外侵略，屡屡冒险却大多能够轻易得手，从对外武力扩张中不断受益。这反过来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野心，使之更加信奉以攻为守、武力征服世界的战略。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日本陆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就毫不隐讳地总结说：“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战争毕竟是区分宇宙间一大原则即优胜劣汰的惟一审判方法”。20多年后，日本陆军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27年，日本根据其“东方会议”精神，出笼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鼓吹“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其征服世界的野心暴露无遗。此后，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争策源地，就是沿着这一路子走的。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日本沉迷于对外侵略扩张不能自拔时，其遭遇可耻的失败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历史是一面镜子。自明治维新算起，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存活了一个多世纪。日本虽然在二次大战中战败，但是战后的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并未被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土壤并未被根本铲除。今天的日本军国主义仍然阴魂不散、妄图卷土重来。必须正视的是，日本曾经是世界重要战争策源地，至今不肯为侵略历史道歉并企图翻案，一再突破和平宪法限制，仍有一些人挑战公理正义的底线并顽固迷恋昔日“帝国荣光”。对这样一个国家，国际社会特别是长期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不能不深刻铭记历史的教训，不能不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决不能让战争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

(张瑞敏 作者单位：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