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新时代发展中日关系树立了法律规范

　　1972年中国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曾作出“先复交、再缔约”的“两步走”安排。建交后的缔约谈判却因“反霸条款”问题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历史过程。直至1978年两国最终完成历史性跨越，签署和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与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条约不仅总结了中日关系的政治问题，也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征程，还为开展经济、 文化、 科技交流开辟了广阔前景，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日两国旗帜鲜明地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共同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国在新时期和平相处、友好相待的根本保障。

　　莎士比亚讲过一句名言: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今天重温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历史过程，还有一层深刻含义——条约为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树立了法律规范。关于这一点，中日两国政治领导人以及有识之士历来十分清楚。当年邓小平为条约换文访日时就曾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了。但是，我们的任务并没有因此而告终，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任重道远。在座的各位都是日本的政治家，肩负着日本国民的重托。我们愿意同各位一起，再接再厉。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交流，为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共同努力。”2007年12月28日，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踏着“迎春之旅”来到北京，在国务委员唐家璇同志的陪同下到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共同开创未来”的演讲，其中也强调日中关系除了和平友好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的这一理念已经超越了时空，作为日中友好的基石散发着活力。

　　对未来的中日关系而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规范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和平友好”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永恒主题。中国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自身也必将坚定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的战略抉择，而非权宜之计。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孕育着“和为贵”的基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华文化的信条。中国是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胡锦涛同志在早稻田大学做演讲时就指出，和平发展已经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固定下来，这个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即便如此，日本战略派对中国的不信任甚至恐惧不会轻易消失，甚至按照英国华威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休斯的判断，“日本决策者判断中国意图的能力正在逐渐减弱，对自己通过政治、经济接触塑造中国的能力失去信心”，因此出现了日本的“不确定的战略意图和‘怨恨的现实主义’”。但是，发展两国关系的确需要日本消除“中国发展了，自己就会变弱”的零和博弈心态，消除“中国发展后，必然要向日本挑战”的误判与顾虑，真正认识到在历史问题上，中国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其次，中国永远不会称霸。中日两国旗帜鲜明地将“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对两国自身的约束，共同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这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日本人民开展的反霸权主义斗争，在今天则通过自我约束给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添了新的内涵。邓小平曾说过：“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此后中国几届领导集体也反复强调，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也讲道：“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随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都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称霸不单是中国真诚的愿望，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结果。

　　最后，要维护条约尊严，确保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其中包含两重含义。一方面，该条约前言明确指出：“《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从而使《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分别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审议、批准，正式生效，将建交后快速发展的中日关系纳入各自法制体系。可以说，是否从法律的高度认识条约的作用，恰恰是检验是否真心发展中日关系的试金石。诚如刘江永所言：“中日两国应遵守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基础究竟是什么？中方立场十分清楚，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中日两国政府发布或接受的各项相关文件和国际协议。但是，日本政府却不时地把1951年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作为处理中日关系问题的法律依据。”

　　此外，从国际法发展的视角来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既是《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体现，也为国际条约谈判与缔结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一般来说，广义的条约除了以“条约”为名的协议外，还包括公约、宪章、盟约、规约、协定、议定书、换文、最后决定书、联合宣言等；而狭义的条约则指以“条约”为名的国际协议，如同盟条约、边界条约、通商航海条约等双边或多边法律文书。显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个国际法主体间缔结的协议，按照条约的法律性质而言，中日坚持将“反对霸权”写入条约，无疑是对国际秩序与规则的补充和更新，也因此带有“造法性条约”意义上的创新性质，同时也包含“契约性条约”所带有的按原有国际法规则要求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任何用中国并不承认、接受的《旧金山和约》取代或置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企图，都是对中日关系大局的干扰和破坏，其结果也只能造成认识上混乱和两国关系的倒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