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看中国：外国人能翻译中国古籍吗？

编者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文明互鉴、文化互融的大趋势势不可挡。中国文化走出去，世界文化走进来，在这当中优秀的译者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而在中国文化软实力之“外译项目”当中，不仅有中国译者的贡献，更有外国译者的身影。如何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语言、知识优势，如何为他们提供完善的就业环境，是未来的课题之一。

近年来，中国外语类专业里的翻译硕士课程骤增，每年有很多学生报考。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应用型高级口笔译。 其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就包括一个专门针对外语的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要将中国的古籍、学术著作翻译成外语并出版，是文化输出的重点项目。它致力于将中国文化推广到国际，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超过了非文字文化及民俗学调查等。但是我认为，以往的“外译项目”对中国古籍翻译推广的实际效果恐怕还需要考证。

一般来说由母语为目的语的译员来翻译的作品比较容易被对象国所接受。比如将中文小说翻译成德语时，由德国人（严格说是德语母语者）翻译的作品德国人更容易接受。中国古籍的翻译也是一样，但是在“外译项目”中却多由中国人（严格说是中文母语者）承担翻译工作，因此往往缺少外国人（目的语母语者）视角。这种情况下，虽然可能能够保证翻译的正确性（accuracy），但译文却充满了翻译腔，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译作，难以读懂，偶尔还会给人文笔稚嫩的印象。这样做能传递出中国古籍真正的价值吗？而且我们也应该思考，单凭翻译是否能做到文化推广？

很多人或许认为现在陈列在图书馆的古代原著就是当年原样流传下来的。但是继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之后陆续公布的出土资料显示，现在广泛流传的原著中有缺失、错页和错误（但是出土资料里也有错误）。《论语》等儒学经典自汉代以后，其一字一句都被慎重保存，因此字句的变化相对较少，但是即便如此，从春秋时期到汉朝历经了多少变化，我们也无从知晓。现在流传下来的古籍内容大多是宋代初期之前的手抄本。就算是唐诗，现存版本也不尽相同，有时需要判断哪个是正确的。这些都是清朝考证学家倾注心血的课题，他们不遗余力保存、复原的成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状态。但复原能做到的是有限的，并不能将一字一句原原本本的样子全部准确传递出来。

在中国，唐代制作的手抄本传世的寥寥无几，仅存敦煌等地出土的那些。而日本的遣唐使等（雇佣专人）抄写带回日本的中国古籍，一部分在日本保管至今。基于保存善本这个特殊情况，又受到清朝考证学的影响，所以自江户时代后期开始，日本也流行起中国古籍的书志学以及校勘。这个传统至今代代相传，在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古籍一般都会根据善本进行过详实校勘，在此基础上翻译成日语。研究者往往穷其一生钻研中国古籍的日语翻译，研究原文，翻译成日文。这些译著是研究者尝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很少为一般大众喜爱，因此多藏于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

另一方面，历史小说以及被称作“超译”的天马行空的翻译却颇受追捧。另外，且看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普及程度，显然在中国也是《三国演义》更受欢迎，内容流传广泛。从这一例就能看出，如果想忠实地展现古籍的世界，就可能与大众趣味疏离，况且还偶有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的部分，因此有时很难普及。也就是说，如果要普及推广，就必须吸引外国人的兴趣，探讨对他们来说的到底什么样的译文是容易读下去，并且容易读懂的。

研究者对古籍中难以理解的部分有强烈的兴趣，且有着探寻研究的热情。假如大众也对这些古籍著作有研究热情，那这个作品大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并且大半内容恐怕已经是常识了。对《三国演义》了如指掌的爱好者，下一个阶段就会对小说内容与史实有多大差别感兴趣，再下一步就会读《三国志》。这与历史剧是一个道理，剧中登场人物的思维模式和行动中大多混杂着现代要素，舞台布景、服装、用语也并非忠实地重现历史。这种历史剧对历史的加工解释，也是为了让观众不暗生抵触、尽享光影世界而下了一番苦功的结果。我认为，在“外语翻译项目”中，也应当下这样的苦功。

不过到底受现代科学教育的我们，对于清朝以前接受儒学教育的儒学者及受传统宗教观熏陶的旧时代的人们究竟能有多少共鸣，能理解到什么地步也是个问题。伊索寓言的代表作品《龟兔赛跑》中讲到，乌龟看到兔子睡着了也没叫醒兔子，而是超过了它。在这个故事里，乌龟原本是勤奋努力的象征，但在今天，却有人批判龟没叫醒兔的行为。即便翻译正确，人们的理解也未必相同。

前文也提到了一点，与其将中国化的价值观介绍给外国，可能不如创造一个让他们自己发现有价值的东西的环境效果更好。当然，这里也包括翻译这样的重点项目的环境优化，只是如何翻译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文化传播这一点值得商榷。

我们再回头看日本的例子，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加速推进西化，旧习惯被改掉，传统逐渐消亡，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外国人却保留了这些文化，并试图传播到国外。比如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将日本的民间故事翻译成英语，1904年在美国出版了Kwaidan: Stories and Studies of Strange Things （中文名：《怪谈》）

此外最近，我在英国与著名的汉学家一起散步时，他在古旧书店的陈列橱里看到一本书，推荐我一定要买。这是一本很薄的书，是A. C. Graham写的《晚唐诗选》（Poems of the Late T’ang)，书的开头详细阐述了关于唐诗英译的思考。以我不甚高明的英语不足以判断翻译的优劣，但其也是有相当价值的名著，足以陈列在一般古旧书店的橱窗里。从普及的角度来讲，这是一本非常成功的书。在中国国内也有关于该英译本的研究，但为数不多。当然，从翻译的准确性来看，它里面可能也存在各种问题，但就算翻译得再好，译本得不到普及也不能说达到了“外译项目”的目的。因此有必要思考这本书为什么被广为接受。

《晚唐诗选》书影（图片提供：久保辉幸）

我认为由中国古典知识底蕴丰厚的目的语言母语者进行翻译效果更好。可能有人会反驳说，懂中文的外国人不多，有志于翻译的外国人更少（同样，日本也有人相信外国人不能理解日本的文化和思想）。但是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能够流畅讲中文和日语的外国人非常多。虽然对于西方语言的母语者来说阅读汉字的罗列并不简单，但是我周围能够流畅阅读中国古文的汉学者当中，日本人自不必说，欧美人也有好几个。如果让他们来翻译，译文的读者接受度能提高好几个等级吧。

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外国人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中国古籍的”、“古代汉语太难了”等意见。可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如果古汉语太难，为什么与外国著名的近现代文学学者人数相比，海外有这么多的汉学家呢？中国的古籍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也颇有难度。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与现代汉语的差距、以及中国人自身的思想、习俗越来越现代化。简体字的普及也是一个例子。对于外国人来说，现代的普通话也好，古代汉语也好，都是外语，在同为跨文化这一点上并无二致，所以古代汉语更难并不是理由。甚至有人认为，相较而言古汉语的语法反而更简洁易懂。中国人自幼诵读唐诗，从小具备古典文学素养，因此比我们外国人具有更加丰富的知识与文化底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文化，所以他们不可能做古文翻译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在“外译项目”中，也有几本著作是外国人翻译的。比如2016年出版的《天工开物》日译本中标注着“潘吉星今释，薮内清日译”，看似是薮内清按潘吉星翻译的白话文将该书翻译成了日文。但是薮内是以天文史研究著称的汉学家，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间出版了《天工开物》的译注，在2000年去世。而在中国出版的2016年版没有序跋，无从知晓出版的经过。但是日本出版的《天工开物》的译注，是从原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东西，因此薮内晚年应该不会在中文现代译文的基础上翻译日语吧。正如前述，著名的中国古典名著一般已经出版了两三种日语译注，分别由常年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汉学家执笔。日本已有大量翻译作品，不懂古文的人也可以通过他们轻松阅读中国古籍。到现在再翻译成日语、且还是从中国的现代文译本翻译成日语是没什么意义的。在日语翻译硕士的课程中开设中国经典翻译课程意义也不大。另一方面，除日语以外的外语中，译著相对较少，可能不得不经历二次翻译，即先将古籍翻译为现代汉语，再翻译成外语。但是即便是二次翻译，译者也还是应当尽量选用外国人（目的语言为母语者）。

所以中国需要具备能够从事翻译的中文能力的外国人。一般经济实力薄弱的国家的人积极学习经济发达国家的语言，是为了获得高收入工作等机会。20多年前在中国，只要日语达到日常会话水平就可以从事导游、口译等工作，获得高收入。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内的物价、人工费不断上升，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小，语言人才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再能够仅通过日语获得一份好工作。相反，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的通用语“普通话”却成为了对外国人极具魅力、值得他们耗费时间精力学习的语言。过去，能够讲一口流利中文的欧美人很少。而如今，曾风靡一时的加拿大艺人大山(Mark Rowswell)那样的外国人不再鲜见，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充斥着普通话说得甚至比中国人还标准的外国人。这是“国际汉语教育（对外汉语教育）”的成果吧。“国际汉语教育”与“外语翻译教育”是促进中国社会国际化与对外交流的“双轮驱动”，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竞争关系。因为懂中文的外国人才增加了，相应学外语的中国人才的需求就可能降低。

但是欧美的年轻汉学者由于就业困难而有减少的趋势。我认为应当为有能力的外国汉学者提供相应的职位，给予稳定的收入、完善环境使其专注于翻译。另外，通过长期计划培养能够从事翻译的外国汉学者也同样重要。（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久保辉幸 张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