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子在南京生活17年 3名子女中2人入中国籍【3】

中国青年报

2017年01月18日08:1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日本女子在南京生活17年 3名子女中2人入中国籍

“小日本”和“日本人”

兔泽和广生活在南京的这些年月,日本企业技术人员需求大的时候,南京的日本人达到过800人。而在2012年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只剩下300多人。不过近几年,又回升到500人。其中一半是日企员工,剩下的是留学生和教师等。

2016年年初,台湾富豪郭台铭的鸿海集团以7000亿日元收购了夏普。兔泽和广很快发现,他认识的夏普南京公司的一批日企员工陆续离开了。

第一次到南京,兔泽和广是来看病的,并没打算久居。20岁那年,他患上异位性皮炎,全身长满了白色的小水泡,身上缠着绷带像个“木乃伊”。中医被他视为最后的希望。他去过云南、西藏、内蒙古等地求医,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方法。

24年过后,病虽然没有痊愈,兔泽和广已经不打算离开南京,反而成了不少日本人在南京的“向导”。

他会骑着一辆自行车,带他们去鼓楼附近的山西路。一只手扶着摇晃的车把,另外一只手指着路边的小吃店。日语里夹杂着“小鱼锅贴”“狮子头”“米线”“包子”等中国话。

他喜欢带日本朋友到一家只有7平方米、开了13年的贵州米粉店。老板对他说声“来了啊”,他回应句“你好”,再点上两碗猪肝米粉,从旁边小店买上一份锅贴,就着米粉吃。

他对日本朋友说,山西路的小吃店不知道变了多少轮,就这家贵州米粉店一如从前,还是当初他来南京时的味道。

很多日本人都想知道南京这座城市的味道。他们选择从那家闻名已久的纪念馆开始体会。

很多日本人飞了1300多公里,找到兔泽和广后都会有一个请求:带我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那里是一个很让日本人有好奇感的地方,想看看中国人是怎么诉说那段历史。”他说。他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南京是个“可怕”的地方。

在过去10年里,兔泽和广每年都要陪人去参观好多次。离开时,他会习惯性地在馆内“和平女神”雕像前,为大家留一张合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纪念馆接待过的外国参观者中,日本人居于首位。

有些日本民间组织连续31年都到纪念馆拜祭。他们大都是六七十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不少人亲历过战争。起初他们是“大哥”带着“小弟”。后来“大哥”去世了,“小弟”就变成了“大哥”。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秘书芦鹏的印象中,纪念馆接待过的日本人中, “五六十岁都算是‘年轻人’了,绝大部分是七八十岁。”

相比之下,国内参观者的平均年龄却要小得多。2016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一个对5500名参观者的调查:国内参观者平均年龄28岁,30岁以下的占了71%,其中73%是大学及以上学历。

有一回,一些日本的老牌漫画家来南京参加一个纪念活动。他们告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自己的身上是“绑着绷带”来的,既然来南京,就“准备好接受南京人扔石头”。当然,整场活动没有扔出任何一块石头。

一位在南京生活了11年的日语外教告诉记者,对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历史和战争就像一条窄窄的小河。隔着河也能喊话交流。“但如果执意下水,只能都把大家弄湿。”

24岁的日本留学生野尻仁通就是那种愿意在河边向对岸喊话的人。他从来都不与任何中国朋友谈论任何政治和历史,“敏感的部分不要随便讨论”,他说。

大三那年,他去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印象最深的是在纪念馆黑色的大理石外墙上,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写的“遇难者30万”。

“3个人和30万人同样需要纪念。”他说,“最重要是以后如何不发生这种事情。”

在距离纪念馆7公里的地方——1912酒吧街区,野尻仁通担任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店长。这条街区的名字源自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曾是首都,这条街区紧挨着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

在南京,野尻仁通几乎不和日本人一起玩。店里的客人大都是中国人。在酒桌上,他认识了各样的中国朋友,包括医院院长、大学生、企业主、厨师。

就连他的女朋友也是教日语时认识的中国人。她为他放弃了北京一家企业的管理工作,宁愿来南京做服务生。两人在同一个老板的料理店上班。

他已经打算好:“她愿意结婚,我们就结婚。”

尽管野尻仁通尽量不让自己踏入历史的“小河”,但是水花总有打湿他双脚的时候。

2012年9月10日下午,日本政府召开会议,决定“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随后,中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反日游行。9月15日,在南京迈皋桥附近也出现了游行队伍。

第二天,野尻仁通工作的日本料理店门口被人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钓鱼岛是日本的”。有人报了警,惹来了警察。他和老板只能反复解释,“贴这个在自家店门口不是自找麻烦吗?”好在误会总算化解。

在野尻仁通经常光顾的中国拉面店里,悬挂在高处的电视机常常播放超出他理解的“抗日神剧”。他四下一望,发现大家都一边嚼着面条,一边斜着眼睛向上瞟,“看得很认真”。

野尻仁通不喜欢“抗日神剧”。他不明白这种展示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杀戮的电视剧“有什么意思”。不过他也知道,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二战题材的战争剧,只不过日本军队的对手通常是美国。

当那些剧集播出的时候,他有时会听到拉面店店员在小声议论他,背后喊他“小日本”。他有点费解,“为什么他们不清楚‘小日本’和‘日本人’是两个不同的词?”

有一次,他走在回家的路上,附近突然传来一声“小日本”。他一下愣住了,本能地停了下来,却发现身后是两个中国小男孩。他们追打嬉闹着,后面的那个小男孩不断的重复着那句“小日本”。两人从他身边跑过。

在中国,他不主动看日本媒体的新闻,但是每当他打开中国的新闻客户端,都“能在三分钟之内”看到一条有关日本的新闻。

他发现,两个国家的媒体里,中国和日本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日本,中国人常以打人、乱丢垃圾、不注重公共秩序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媒体讨论的基本都是日本政治、历史、经济上的宏观话题。

有一次他扫了一眼有关日本的一条新闻,下面的网民评论:“不欢迎小日本”,“小日本,随便打”,“我爸爸对我说,看见日本人就打死”。

“我觉得他爸爸教得就很有问题,我爸爸一直对我说,只有在被打的情况下才能还手。”他认真地对记者说。

2016年12月13日这天夜里,野尻仁通随便走进了1912街区的一家酒吧。有个中国男子上前,用英语向他打招呼:“Hi , where are you from(你好,你来自哪里)?” 野尻仁通没有犹豫:“I am from Japan (我来自日本)。”

男子爽快地回了一句:“Welcome to Nanjing(欢迎来到南京)。”

不过,偶尔他也会伪装自己。有一年的12月13日,他坐着出租车去火车站接朋友。司机师傅一听他的口音,本能地问他:你是哪儿人。他回了一句“我是韩国的”。他故意将“是”这个字发成了平舌音。

他说,自己不想说话,不想解释。

(责编:袁蒙、陈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