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子在南京生活17年 3名子女中2人入中国籍【4】

中国青年报

2017年01月18日08:1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日本女子在南京生活17年 3名子女中2人入中国籍

包袱里的棉花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办公楼的会议室里,有一幅用印象派手法创作的紫色和平草的画作。

馆长张建军指着这幅画对记者说,在距离这幅画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就是埋葬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万人坑”。

“看到和平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过去。”他说。

这位现任的“30万遇难同胞的守灵人”,把历史问题比作是挂在中日两国民众身上的包袱。“这个包袱平时没有重量感,因为里面装满了棉花,但真到要水的时候,这个包袱会变得越来越沉。”

张建军的一本书里夹着一个空信封。封面既没有署名,里面也没有信件。

那是退休的日本教授村冈崇光在参观完纪念馆后交给他的。里面是他受邀在南京大学做讲座时的讲课费,捐给了纪念馆。

村冈崇光后来在写给纪念馆的信中说:“我不能接受从被我的同胞伤害过的地方得到的回馈,哪怕是给我一块钱都不行。”

那次是他第二次来参观纪念馆。如潮的参观者随着那段历史“顺流而下”,年近80岁的村冈崇光,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或者稍长一些的中国参观者时,却“不敢面对和直视他们”。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出口前,有一位年老受害者的雕像,眼睛不停地流泪,说明词是“请为她拭去眼泪”。村冈崇光在她面前静立了几分钟,拿起手绢轻轻擦拭着塑像的脸庞。

他在信中还写道:“对于我而言,南京有特别的意义。曾任航空参谋陆军中佐的先父村冈良江1938年上半年奉命移驻南京。”

来为先辈赎罪的日本人还有很多。多年前,纪念馆曾经还有一位日本志愿者,也是为父亲而来。

她时常坐在讲解员办公室的拐角上,在一个台灯下默默写字。一本厚厚的记事本上,全都是纪念馆墙上悬挂的讲解词的日文翻译。

她身材瘦小,眼眉呈下弦月的形状,一头整齐的短发像灰白的石膏塑成。脖子上始终挂着一张“国际志愿者服务证”,小挎包里随身装着记事本。

她视力不佳,在看讲解词的时候,需要尽力将半个身子前倾,脸几乎贴到展板上。那些解说词需要讲解两个小时,她从每一块展板上面一一抄下。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展板上的日语大都是由中国人翻译而成,她希望用更地道的日语来讲述这些故事。

这位60多岁的老人叫黑田薰,来自大阪,她在纪念馆附近的宾馆里租了一个小房间,平时就在纪念馆里为日本参观者提供讲解服务。

周一休馆,她就去南京的不同角落寻找拉贝故居、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等二战遗迹。她不懂中文,但总能碰到给她带路的中国人,有人会送给她胸花作为礼物。

离开后,她在给纪念馆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所做的事情可能还远远不够,但哪怕一点微薄之力,我也要怀着对南京的热爱,在日本不断大声呼吁,不断地将历史传承下去。”

她的父亲,也曾是侵华日军。

这些年,到纪念馆参观的日本人难以统计。他们的出现常常悄无声息,不向任何人打招呼,不与任何人交谈。在他们中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绝对不能说日语”。

他们只是默默观看,默默离开。

只有在日本生活过多年的工作人员,能够从他们的发型和穿着上,发现一些端倪,彼此心照不宣。

对于纪念馆的秘书而言,带日本友好人士参观纪念馆,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难题不是语言,而是周围参观者的目光。

如果发现有国人长时间停驻、观察,秘书往往会上前打招呼,告诉他们,这些日本人是“正视历史”的。

但也碰上过有人控制不住情绪,丢下一句“日本人就应该来好好看看”。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故事发生。

馆长张建军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究竟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铭记那段历史? “1937年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80年,三代人过去了,到了再反思的时候了。”

他几乎每天都要在这个纪念馆里走一遍。尽管如此,他说就连自己有时候“心里也会起波动”。

“当前大屠杀纪念馆主要部分建成于2007年,当时强调的主题是人类‘浩劫’。10年后,纪念馆主题或许从‘浩劫’转向为‘记忆’。‘浩劫’有一种情绪,罪恶事件本身就能引发一种情绪。但记忆是一种冷静的回顾和反思,我们谈爱国不能再用头脑发热的方式,而是思考怎么团结和自强。”

他说,那些战争的受害者,比如曾经的慰安妇,都是因为国家贫弱,而为国受难。而“尊重、帮助、补偿那些因为国弱而‘吃了苦’‘受了难’‘丢了命’的人,这就是一种铭记。”

在他看来,“砸日本车”“抵制日货”“在网上骂日本人”都不是铭记历史的方式。“真正的铭记是我们比别人过得好、比别人更有素养、在各自领域比别人做出更好的业绩。”

张建军说这些话时,语调沉重而缓慢。

(责编:袁蒙、陈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