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将是中国崛起进程中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战略对手【3】

　二、日本的“自我认知”与中国的“日本认知”的差异

中国民众的上述“日本认知”，有其合理的一面。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痛和悲情、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论以及中日间今天复杂而又尖锐的国家竞争关系，都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民众“日本认知”不可或缺的背景因素。然而，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亚“基准文化”，中日两国各自传统与文化、政治制度、社会规则以及个人思维与行为习惯，又加剧了彼此在认知层面的对立。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各自民族主义情结的发展，更加剧了两国民众的认知对立。了解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认知”的内涵，分析这些对立的根源与危害，是促成中国民众的“日本认知”转化和升级不可或缺的要素。

相对中国民众的“日本认知”，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差异。

（一）追求独立自主与国家尊严，但保持日美特殊关系。

（二）谋求大国地位与国际贡献。

（三）历史观中的“罪与罚”。如何看待历史，尤其是二战的侵略史，是了解日本人“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子。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官方对于侵华战争一直奉行一种态度暧昧的政策。尽管有“村山谈话”这样类似承认战争罪行并道歉的积极态度，但日本官方大多时候维持一种想要翻案却迫于国际社会压力而不敢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否认历史的态度，因此公开的表述措辞都非常谨慎，甚至故意模棱两可打太极。这种暧昧态度即使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该文件是中日复交并指导其后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文件。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日本方面的表述是：“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里只提“战争”，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战争，是否为侵略战争，都没有直接说明。而在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的相关部分中，甚至连“战争”的字样都不见了。相反，日本对于自己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惨痛历史总是记忆犹新。战后以来，从日本政府到普通民众都倾向于强调日本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因原子弹攻击所受的人道主义灾难，甚至成为日本官方在国际上索取同情和理解并淡化自身侵略行径的一张道德王牌。而对于他们作为“加害者”犯下的累累罪行，日本民众却“被鼓励遗忘”，形成“集体失忆”。最后，日本人文化心理中固有的忠君思想、盲目崇拜权威、较强的从众心理、较重视个体在某种序列中的位置等特点，使普通民众的心态和认识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操纵。因此，日本官方的历史观也就很容易成为日本民众的历史观。从日本人的生死观上看，日本对历史缺乏反省也有所谓“日本特色”。在许多日本人的观念中，无论活着是好人还是坏人，死了都将成为好人。日本很多人认为，发动战争者已经“一死了之”。靖国神社中供奉的240多万战死者，不管是不是战犯，许多日本人都将其视为好人、英雄甚至神来顶礼膜拜。“靖国神社是唯一一个平民可以变成神的地方。过去的日本兵上战场之前告别的时候就两句话，一句是‘多立战功’，一句是‘靖国神社见’。”日本人对侵略历史缺乏中国人与韩国人眼中的深刻反省，与这种“靖国情结”有很大关系。

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和日本人眼中的日本已经出现了重大差异：中国人认为日本是精神上不独立的国家，其实日本有自己一整套有关外交、政治与安全领域的自主与尊严的观念系统；中国人总认为日本是“小日本”（中国人印象中的“蕞尔小国”日本，领土面积与云南省相当，实际上却比英、法、德等传统西方大国都要大），但日本在经济上从60年代开始就已经不是“小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将继续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雄厚实力和地位；中国人认为日本应该正视历史，但日本人却自有一套“忏悔观”和“生死观”。在政治上，日本也不满足于“中等国家”的地位。从小泉政府开始日本积极致力“入常”到安倍政府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从安倍上任后连续六年军费的增长到想要在2021年之前完成修宪目标的政治预案，日本将是中国崛起进程中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战略对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锋在《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发表《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全文约2.4万字）。（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