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神話”的警示【2】

只关注考试不关注其他成为一种习性

个体的伪装和集体性的仪式表演，构成日本大学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所特有的一种仿真与幻象。对于这种集体性幻象的成因，麦克维认为主要与日本的社会传统与政治经济基础间存在关联，它包括三个方面相互有机构成的维度：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源于明治时期的上层文化，即武士阶级与官僚政治阶层的儒学价值混合体，在二战之后它不仅没有被中断，反而演化与生成为一种带有种族主义取向的意识形态。它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教育领域中它的表现就是教育的民族主义（educational nationalism），而不是民族主义教育（nationalist education），后者仅仅为前者的一个构成部分。教育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塑造什么样子的“日本人”，更关注于道德意义的规训与熏陶，而不是智慧的开启、真理的探索与自我价值的挖掘。整个教育体系像齿轮一般与战前的军国主义和战后的经济效率主义国家目标紧紧咬合于一起，政府更为关注把学生培养成为未来的工作者而不是学习者，以高度科层化、理性化的控制将学生驯化为社会等级、分类与标准化的认同者，并将象征性文凭而不是真正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同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中的等级结构建立起勾连。

高度科层化的国家指导又称之为“官方凝视（official gaze）”，它在基础教育阶段以一种应试教育来作为强制与激发机制。而这种应试教育体制与其说是为传播知识、训练阅读、认知乃至职业技能，不如说是强化对道德秩序遵从与态度的养成。这种“官方凝视”的教育体制型塑了日本学生只关注与考试相关的内容而不关心其他的学习行为，以强制或内化的方式造就了学生的一种习性，即日本人的一种面子和习性（seken），表现为一种日本人所特有的“自我监控”式社会心理学人格特征，如过分在乎他人看法、惧于集体压力、随大流、缺乏个性、谦卑和要面子等。课堂上沉默以及各种伪装行为等，即源于这种集体性的人格特征。

麦克维以流程图的方式，将日本宏观政治经济体制与微观层面大学以及学生仿真幻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总结如下：经济与民族的国家主义，缔造了国家课程即元课程（目标是勤奋的工人），继而生成一种策略性的教育，这种策略性教育派生出两种并行的教育结果：一个是围绕考试为中心的教育通过制度化与标准化，形成一种仅强调封闭性知识学习的取向，导致课堂内学生分析与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缺失；另一个是以学生的社会化赋予学生以“不要生事（fitting in）”的取向，导致学生课堂上过度的“自我监控”习性，即外在行为的谦和、顺从和沉默，内里却是毫无学习主动性和热情的冷漠。这种冷漠来自于大学前应试教育的前因，在麦克维看来它既是一种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为“官方凝视”刻板规训的暂时松懈所带来的短暂反应和反弹，又是看起来管理非常琐碎与规范化的大学行政机构乃至教师明里暗里配合的结果。因此，日本大学中这种“围绕文凭与资质获得的仪式性、沉闷、充斥焦虑与厌烦的情绪氛围、完全被摧毁掉的好奇心与想象力，简单说就是反教育”的校园情境，并非仅仅是大学本身的问题。这个短暂的放纵甚至有些弱智化的表演与校园狂欢一旦结束，他们就被纳入到一个再度为“官方凝视”的成人世界，即在企业规训下的顺从勤奋的员工。

以超越性立场审视东西方教育

作为一位在日本工作多年的美国人，一位从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美国名校毕业的博士，即使身为人类学者，麦克维对日本教育和大学现象的观察与审视，自然难以摆脱他的文化客位的认知与立场局限。他对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批判关联到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与学习、什么是真正的大学等本质性的问题，在本书之中他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但在对日本教育现象的解读过程中他隐含了一种强调个性化、自由选择、不墨守成规，重视批判性思考能力、想象力与创造性发挥，张扬个人的表现力和理性质疑精神，创造积极活跃课堂氛围的美式教育观。他关于日本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失败甚至是“一团糟”的结论，是否为日本学者所认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它至少冲击了中国人对日本高等教育的有关想象，也会勾连起我们对中国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状态的沉思。

对此，我们不妨立足于一个超越性的立场来审视。对于中国人而言，或许美国教育及其体系的优势就在于创新精神，而日本的优势在于它的工匠理念。其实创新与工匠精神固然有其褒义的一面，但也各有其自身的局限，前者鼓励个人的大胆“出头”与“出格”有时难免会让人觉得纷乱，后者则强调顺从勤奋执着却失之于拘泥甚至僵化，两种特质的教育各有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传统的背景衬托，甚至相互之间存在一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龃龉和悖论。因此，作为与日本教育体制具有一定相似性而又期望拥有美国旺盛的科技创新活力的中国，究竟如何规划始终处于探索过程中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道路，即使我们不认同该书的观点，但至少能够从中获得些许启示。

（作者：阎光才，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