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软实力建设

近年来，无论中国政府还是民间都着力于加强软实力建设和文化输出，作为国家项目在世界各地建设汉语学校孔子学院、民间的“国学”活动盛行等等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趋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发生了巨大转变，重点关注流失海外的文化遗产的同时，也积极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在中国的街头巷尾，身着“汉服”的年轻人也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在中国近几年回归传统文化的大潮中，我感受到偏重“阳春白雪”的倾向。

江户时代，日本盛行“汉学”和“兰学”（18～19世纪日本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曾经努力学习荷兰知识，当时他们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即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叫做兰学），为了与这两种“洋学问”分庭抗礼，日本便频繁使用“国学”一词，特指本国的学问。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汉学为正统的，日本学研究直到江户时代才终于获得与汉学比肩的地位，成为国学。国学的确立提高了日本人对国史及传统文化的自负，“日本人”这一民族意识得到强化，日本国内也逐渐由割据状态转变为以天皇为中心紧密团结的状态，这也是与明治维新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运动的起点。当时的欧洲，提起“历史”多指西方史，亚洲则被认为是落后地区。为了对抗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日本早期的大学都同时设置“西洋（方）史学”和“东洋（方）史学”。但是仅凭日本史学很难与西学抗衡，所以“东洋史学”的核心当然是中国史。东洋史学科的设置是日本汉学研究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应用了欧洲史学的研究成果，唐宋变革论等得到深入论辩，得出东方也有足以匹敌文艺复兴的历史变革的观点。从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可以说日本人的这种东洋史观为将东亚各国与日本捆绑在一起对抗西方的军事活动提供了一个依据。“国学”一词作为汉学的代名词在中国日渐繁盛之时恰好为日本东洋史学繁荣期开始之际，所以也流传着“国学”一词源于日本的说法。但是即便如此，也无法认定中国国学的繁盛为日本国学或者东洋史学所触发，其直接原因是与西方的碰撞。

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学校教育以及普通话的普及导致价值观一元化，此外文化与社会的西化、对琉球和阿依努的压迫、“废佛毁释”等动向，致使日本出现丧失社会及文化多样性这一严峻问题。这并非已成为“过去式”，当前的日本依然面临着这个问题。明治时代已经有人对此产生了危机意识，并致力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保护，这样的先驱人物有保护阿依努文化的松浦武四郎、小泉八云、井上圆了等人。后来到了大正时代，金田一京助等语言学者以及柳田国男等民俗学者也对逐渐消亡的文化产生了危机感，在紧迫的危机意识驱动下频繁进行实地调查，留下了庞大的记录，将其提升到了学术研究的高度。而以隐花植物等研究著称的南方熊楠也是日本乃至东亚民俗研究的代表人物。

这些亚文化研究成果跨越一代又一代，以各种形式影响着我们。对日本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大概都听过论述日本人的经典名著《菊与刀》。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未到访过日本，但却熟知日本人的生活状态，这主要就归功于日本丰富的民俗学资料，这些成果是作者执笔成书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此外，现代日本动画片中时常登场的种种奇谈、神话、妖怪等故事，其实大多依据战前传统文化保护和民俗学研究。在这里说个题外话，著名的推理小说家横沟正史的很多部名著的主人公都是侦探金田一耕助，这个名字就来自于金田一京助。后来红极一时的推理漫画《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主人公还是金田一耕助的孙子。像这样从明治时代起持续开展的民俗学研究和传统文化保护，是丰富日本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战后，涩泽敬三（涩泽荣一之孙）和宫本常一等继续进行民俗学研究，而另一方面，他们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日本，也开始重视中国及东南亚等少数民族聚集地的研究。在此期间，中尾佐助等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提出“照叶树林文化论”，指出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云南及不丹等地有共性。这项调查研究的成果对宫崎骏的电影制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化与习俗本就不是以国界和民族清晰划分开来的。此外，日本能将日本文化的深邃内涵传播到全世界，并非因为日本文化及民俗具有独特魅力、具有特殊性。只是因为任何一个地区和民族都有的传统而朴素的日常，在日本被记录并流传下来，它们有着能够超越民族与文化让人产生共鸣的文化基底。

中国也有民俗学研究先驱，如周作人、茅盾等。上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各省开展的中草药调查也是取得丰硕成果的伟大事业。如果传统医学被规范化，医生也按照统一教科书来培养，那么这样的民间医疗知识就要遭受被日渐淘汰的命运。但是这些知识有时会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一点我们从青蒿素的发现即可窥见一二——当时民间药物知识的收集和验证是抗疟疾研究的重要起点。关于治疗疟疾的药物在此之前也离不开民间，比如十七世纪南美的西班牙人发现金鸡纳树有抗疟疾功效，这一发现经传教士传入中国，得到康熙帝重视便是一例。南美现在还在进行调查，期待能发现新的药用植物，中国的传统医药知识也仍然潜藏着这种可能性。

但是近年来，中国虽然越来越重视国学等高雅文化，但仅从对图书馆和学术杂志的观察我发现国家对这种民俗、风俗习惯、传统的研究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不仅如此，我还看到随着近年地区产业的振兴发展，有些传统文化甚至被歪曲。此外，“外译项目”等将中国主要古典名著翻译成外语的活动虽然很盛行，但很多典籍在翻译前需要首先对横跨两千年的先行研究进行充分消化，往往很多解释也不是固定的，所以仅从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都不容易。再翻译成外语，绝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事业。而且译者不但要具备中国古籍的广泛知识，同时还要有外国古籍的文化基础，方能译出优秀作品，如果随意翻译，反倒会降低古籍的价值。加之“输出”本来也要视对象国需要方能成立，因此要制造这样的“需要”，至少必须具有足够高的品质。中国人重视的文物及文化，在外国人眼里未必具备同样的价值，有时中国人眼中没有价值的东西，外国人反倒能找出价值。比如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成功实现文化输出的国家，往往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因此文化输出事业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介绍，更要充分考虑为外国人提供自己可选择的素材、机会和环境，这样才有效果。要做到重视外国人的视角，就要制定长期计划培养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爱尔兰裔英国人）这样的外语母语专家，出版包含着深刻理解与体验的古籍译作才有意义。

中国拥有比日本更多样的文化和更悠久的历史，可以说能够匹敌整个欧洲的历史与文化，是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及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俗文化和语言在迅速消失。此外，与周边地区的民俗和传承、传统的对比也非常重要，因此只关注国内情况是不够的。我对伊斯兰（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和南亚的医药史极有兴趣，这些古代文书中有很多与中国相关的记载，但这一点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将这样的亚洲古籍翻译成中文，对于加强软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中国今后需要更多元地展开软实力建设。（原文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久保辉幸。张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