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設中日電影之橋 訪著名導演蔣欽民【2】

■留學日本 感悟普通日本人的敬業和勤奮

記者：請談一談您對日本的感受？

蔣欽民：92年剛到日本的時候，已經感到打工的工作不太好找了，經濟開始滑坡，不過感覺那時候的情況比現在還要好一些。當時的日本電影不是一個朝陽產業。因為電影不是一個生活必需品，它是一個供人消遣、娛樂和享受的東西，所以一旦經濟緊縮，人們收入減少，就會減少在這方面的花費。

在中國一部電影的投資如果少於100萬元人民幣是不可思議的，一般都有300萬元或更多。而在日本，100萬元投資的電影卻很常見。我這部《初到東京》的電影投資額為1億日元左右，按當時的匯率折算大概是800萬人民幣，金額並不算多。這部電影的攝影師是在日本很有名的釘宮慎治。他在拍完我這部影片后，馬上就開始了另外一部電影的拍攝工作。而那部影片的拍攝資金也就1000萬日元左右，是一部不到100萬人民幣的小電影，但他很知足，說能找到這樣的工作已經很不錯了。他是獲得過日本奧斯卡最佳攝影獎的攝影師，日本奧斯卡獎就好比是中國的金雞獎。如果是一名獲得過金雞獎的中國攝影師，是絕不會再去拍一部小電影的。但他還是接受了這個工作。這說明日本的不景氣的的確確是影響到了人們的思維、行為方式以及社會價值觀。

但是，日本並沒有受到太多影響。它幾十年中培養起來的文明程度，包括他們的教育文明，以及思想方面的改變還不算太多。其實，這些年我每年都去日本，沒有感覺到日本有什麼大的變化，即使有變化也是在潛移默化地在推進。它受到的沖擊遠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大，它仍然是一個經濟強國，從某些方面來說它也仍然是一個文化強國和藝術強國。

《初到東京》海外版海報。

記者：您在日本留學多長時間？給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麼事情？

蔣欽民：我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首先是上了2年日本語學校，然后於1994年4月考入日本電影學院攻讀電影導演專業，1997年4月考入日本大學藝術部攻讀電影理論與制作，2000年3月畢業獲電影學碩士。《初到東京》這部電影的劇本就是我在大學一年級完成的，當時已經在日本呆了2年多，對日本社會也有了一些感受，因此當大學一年級時的老師留作業讓我們寫一個劇本的時候我感覺正中下懷。這部電影是講述我和一個日本老太太的故事，雖然這個故事是虛構的，但是裡面主人公的很多經歷和感受是真實的。留學期間，我打工做得最多的是清掃工作，當中接觸最多的是一些日本老太太，所以我對她們很熟悉。在和她們的接觸中，我感觸最多的就是她們的勤奮。這些人並不是窮，而是想出來做事，然后讓生活過的更好一些。盡管她們都上歲數了，但是我感覺她們在工作中非常認真、一絲不苟，從來不會偷懶，在她們的意識當中就沒有偷工減料或者僥幸心理，這些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