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理种地的日本人：选择生活而不是被生活选择【2】

种稻的时候，六用不怎么讲究的音箱在田边放电子乐和民谣，干活于是没那么累了。休息时，他捧着一缸热茶，草丛里放着一首冲绳民谣。自然农法培育出来的作物，产量不高，但六不介意，因为他并不需要很多。种子如果在这片土地长得好，他就继续种，如果长得不好，那就说明这个种子不适合这里。他还会挑长得最好的那几株，留下它们的种子，生命就这么自然地延续和循环下去。

种田、酿酒、做音乐，六现在的生活是与父辈背道而驰的。在他老家千叶县，大部分成年人每天清晨从千叶出发，乘坐三十多分钟列车去东京上班，朝夕往返。他的父亲也不例外，朝九晚五，疲惫不堪，对家里的事显得漫不经心。

原本六也该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但18岁那年的远行让他发现生活更多的可能性。他去了澳大利亚，又去了印度，看见了自己从未经历过的贫穷，也看到了比自己父辈更从容友善的生活，他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经济的富足与精神的富足难道不是成正比的吗？”

对于六来说，种地、做食物、做音乐、按摩、养鸡、打扫、养孩子，甚至睡觉都是工作。他深知自己不喜欢为了赚钱而工作。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像很多人那样毕业后进入公司成为一枚可有可无的螺丝钉。

这本书虽然是讲六的故事，但并不是六写的，而是自由撰稿人苏娅写的，苏娅此前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辞职去大理的第一年并不适应。在一场集市上认识六后，苏娅开始跟着六一起种地，“做实际的事情，每天有进步，才能心安”。

苏娅与六合作了这一本书《六》。写作的过程很快，四十天，每天早上起来写，写十个小时，但苏娅一点都不觉得累，就像六终日在田地里劳作，却自得其乐。“我肯定不会去写一个特苦的人，因为你选择了这种生活，一定要自我满足，如果你连这都做不到，那你就该修正自己的选择。”

《六》的封面上印着六写的一句话：“我想分享给别人幸福，大的小的都无所谓，如果我活得快乐，我就有机会给别人幸福”。而六在这本书的自述中写道，与苏娅共同创作这本书时，我一直在想自己最想传达给读者的、最想让别人思考的到底是什么，也许可以说是“内心与生活的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