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罪行不会被遗忘【2】

　　一方面,法律认定受害者有极其严格的标准,7643人皆有名有姓、有详细病程,且有后人遗属为证；另一方面,对受害者的调查1996年才正式启动,56年过去,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

　　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

　　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中死去,没人留下姓名；

　　长岭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

　　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一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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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间化作了“瘟疫之城”。

　　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

　　83岁的遗属李明庭记得,疫情高发期的某一天,城西门外的焚尸炉,因疫尸太多,烧塌了。

　　对日诉讼:“让东京听见我们的愤怒”

　　2002年7月18日,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赶到了邮局。

　　当时,她是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而她的怀里,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

　　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两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

　　历时5年,开庭27次,直至2002年8月27日,诉讼一审判决。

　　律师一濑敬一郎在电话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十余天。

　　邮局年轻的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三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十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两千多元,却要历时40天。

　　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大白纸,粘在纸箱上,用黑笔写了一段话:

　　“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

　　花了2230元邮费,声援签名被寄出。陈玉芳内心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来不及了。”

　　大约8天后,她接到了一濑律师办公室中文翻译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

　　“不可能吧!是我们的签名吗?”她难以置信。

　　电话那头,翻译将纸箱上的话一字一句念出来,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

　　许多人都在为这次诉讼提供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

　　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其中既有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有受害者遗属。声援团需要坐火车抵达上海,再从上海飞往东京。

　　可是,从湖南怀化通往上海、途径常德的火车每天仅有一趟,留给常德的卧铺指标仅有6张。声援团的同志来到火车站提出请求,对方也犯了难。就在这时,巧遇一名怀化火车站的负责人前来沟通工作,被引荐到陈玉芳的办公室。

　　“我把声援团为什么要去东京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他只说‘等我消息’。”陈玉芳回忆,不久后,这名负责人给她打来了电话:“陈主任,我们给声援团另外挂一节卧铺车厢。你们一定加油!”

　　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声援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正面是受害者满目沧桑的照片,背面是一篇文章,题为“让东京知道我们的愤怒”。

　　飞机起飞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

　　声援团的成员张礼忠回忆,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都给我们。”成员们都不说话,空姐又说:“机长说了,交给我们,我们帮忙发。”

　　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手中。

　　几小时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

　　等其余乘客下机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

　　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

　　时隔17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

　　声援团走上了东京街头。他们打起反战横幅,分发宣传单,振臂高呼。出发之前,有些人有顾虑,问陈玉芳“去游行要不要喊口号”。“等真的走上街头,这些平时很沉稳的人,一个个冲在最前面,拉都拉不住,手臂挥得比其他人都高。”一位受害者遗属回忆。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三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

　　“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

　　“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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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铁一般的证据,迫使日本法院不得不承认细菌战罪行。这也许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我们的愤怒。”陈玉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