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罪行不会被遗忘【3】

　　共同坚守:反人类罪行不能被忘记

　　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如何得来?

　　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陈玉芳说,其中常德的证据约占70%。

　　铁一般的证据背后,是一群老人的坚守——

　　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七八平方米的地方拾掇拾掇,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

　　六七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

　　今年79岁的徐万智是受害者遗属,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是“发人瘟”,不知是鼠疫。

　　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刺痛了徐万智,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沉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

　　就这样,一批像徐万智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路途最远的一天骑了100多公里。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疫点,反复核查搜集。

　　加入调查委员会那一年,张礼忠早已年过花甲,负责管理资料。他不会用电脑,眼神也不太好,却靠着一笔一画写“正”字,归档整理了上万份受害者调查材料。

　　“当年做这些事的人,在世的都八十几岁了,还有好些人,去世了。”说完这句,现年87岁的张礼忠沉默良久。

　　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战原告有61人,如今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剩两人——97岁的王华璋和90岁的熊善初。

　　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那是细菌战对日诉讼二审开庭,他来到东京,在日本法庭上做了陈述。熊善初居住的熊家桥村有73户、152人感染鼠疫死亡。

　　陈述书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了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法官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

　　然而,怀着巨大伤痛与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璋、张礼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一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这还远远不够。

　　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二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

　　但,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

　　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后,2011年11月4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锋担任会长,徐万智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

　　我们见到高锋时,他刚从日本回来,这一次,他又自费花了三万多元,买回一堆关于侵华战争的日方资料。“先到日本的图书馆、资料室去找线索,找到与常德有关的,就抄下来、拍下来,再花几天到街头巷尾的旧书店去淘。”

　　这些年,高锋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里,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点打捞起来。

　　今年69岁的胡精钢是协会的“年轻人”,懂一点儿“科技”。7643人的纸质名册,是他眯着眼睛、一字一字敲入电脑的。他打字不顺溜,590多页的名册,敲了半年。

　　几年前,胡精钢花了3000块钱,买下一个3.2米长、11.6米高、1.45米宽的储藏室,把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一些资料都放了进去。

　　“留下这些东西,总是有意义的。”胡精钢说,桃源有一位97岁的受害者遗属,在他录下口述六个月后离世。“把它们作为历史档案教育后人,就是意义。”

　　七十余年过去,一批执着的学者们,也在坚守——

　　2001年9月18日,湖南文理学院(时称常德师范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

　　湖南文理学院副校长李红革说,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人不多,但在我们看来,它最有价值。”

　　66岁的研究所首席专家陈致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1941年日军常德细菌战对常德城区和石公桥镇和平居民的加害》,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

　　“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陈致远说。

　　研究所教授朱清如,在2003年非典期间作为声援团成员赴日,在日本街头,他高喊出“牢记历史”“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口号。“历史学的研究者是专业的、学术的、理性的,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有与生俱来的爱国情。”

　　在反人类的战争罪行面前,一些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

　　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献,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

　　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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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高锋前往日本祭拜已逝的土屋公献,见到了他的夫人土屋富美子。她告诉高锋:“以前我只知道先生是一名律师。直到两年前他离开,来自中国、美国、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参加追悼仪式,我才知道,先生这样伟大。”

　　“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一定能感同身受,这是超越国别的情感共鸣。”高锋说,这些年来,研究者们、受害者遗属一直在呼吁为常德细菌战修建纪念馆、纪念碑。“等我们也老了,如果这些资料没人整理,这些证据没地方展出,这段历史,会不会被忘记?”

　　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

　　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

　　他把陈旧的、装满文件的塑料袋抱在怀里。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

　　70公里外,桃源县马鬃岭乡,一座小小的劫难碑,树立在群山环绕的兴街村。那是李佑生的孙子、抗美援朝老兵李宏华多方奔走呼吁后,社会各界出资修建。

　　离开劫难碑,我们随机走进了一所中学的课堂。初中的孩子们翻开历史教科书,里面没有关于细菌战的记载。我们询问,有谁听说过常德细菌战吗?49人的班级里,有5个孩子举起了手。

　　那一刻,与熊善初告别时他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我们怕自己走了后,这段历史,再没人知道。”（袁汝婷、席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