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紀念日 國人的集體記憶坐標【3】

□縱論：9月2日日本失聯的戰爭記憶

1945年9月2日，在美軍“密蘇裡”艦上，日本政府全權代表重光葵外務大臣和日本軍部（大本營）全權代表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在投降文書上簽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法律意義上正式落下帷幕。

但是，戰后至今，在日本國民有關“那場戰爭”的集體記憶圖譜中，已經沒有9月2日和“密蘇裡”艦的坐標。愈發鮮明的則是8月6日、8月9日、8月15日，分別對應廣島原子彈、長崎原子彈、天皇“玉音放送”。

在有意誘導和無意識的記憶遴選后，日本的集體戰爭記憶隻剩下兩種。一種是以廣島、長崎為代表的被害記憶，另一種是以麥克阿瑟將軍叼著煙斗踏上日本國土、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為象征的被佔領記憶。

被害記憶和被佔領記憶經過不斷反芻和自我增殖，日本的戰爭記憶與世界的戰爭記憶嚴重錯位，“日本特色”的歷史認識正植根於這兩種記憶的土壤裡。

被害記憶對內消減了上至裕仁天皇、下至狂熱庶民的戰爭責任，對外消減了以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為象征的加害記憶。每年8月6日、8月9日、8月15日盛大舉行的追悼式，成為一代一代回爐和烙刻被害記憶的儀典。

被佔領記憶則催生和滋長了歷史修正主義的暗流。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者將盟軍佔領和遠東國際軍事審判視為日本皇國史上的最大屈辱，由此滋生出以清除被佔領印記為目標的反彈動力。在歷史修正主義者的記憶中，盟軍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和美國主導頒布的和平憲法是兩大必欲去之而后快的魔物——這正是當前安倍政權“奪回日本”的思想根源所在。

不斷強化的被害記憶和被佔領記憶限制了日本社會對侵略歷史的反省深度和廣度。僅從戰爭記憶坐標的紀念日為例，日本與德國形成了鮮明反差。在戰后德國人的戰爭記憶中，既有5月8日、5月9日的投降日，也有1月27日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日（“納粹遇害者追悼日”），6月6日盟軍諾曼底登陸日，甚至有7月20日（1944年）希特勒暗殺未遂日。

而在日本的集體記憶中，連“9月2日”這一全球公認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都已“失聯”，更何況“9月18日”（九一八事變），“7月7日”（盧溝橋事變），“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這些日子。

日本一直走不出“戰后”迷宮，關鍵原因就是喪失了上述重大記憶坐標。安倍政權兜兜轉轉走的老路，日本社會沒有警戒，沒有抗拒感，甚至送上喝彩，根子也正在於此。（馮武勇）

□各國二戰相關紀念日

◎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

1945年5月8日，德蘇簽訂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書，二戰歐洲戰場結束。1945年起，5月9日被定為衛國戰爭勝利日，這一天是俄羅斯的法定假日。每年這天，莫斯科都要舉行集會和閱兵，國家領導人前往紅場的無名烈士墓敬獻花圈。

◎美國珍珠港事件紀念日

1941年12月7日，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遭日本襲擊，2300多名美軍官兵喪生。每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紀念日。2011年，珍珠港事件70周年紀念活動當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把12月7日定為“國家珍珠港榮軍紀念日”。

◎以色列大屠殺紀念日

每年猶太歷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月初）是以色列的國家大屠殺紀念日，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聚集在大屠殺紀念館悼念死難者。

◎新加坡全面防衛日

1942年2月15日，日軍攻陷獅城。新加坡於1967年2月15日豎立“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並將每年的2月15日設立為“全面防衛日”，以紀念日佔期間死難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