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日本應對《廣場協議》的教訓和經驗【2】

《廣場協議》效應的回顧與爭論

《廣場協議》的簽署國有五個，但為何簽約后隻有日本出現嚴重經濟危機?日本政府應對失當的歷史教訓值得反思。

《廣場協議》產生的最直接影響是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從1985年到1987年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但這並未造成金融市場和經濟動蕩，日本經濟直到1990年前都保持較高速增長。

但在同時，由於擔心日元過度升值有損經濟競爭力，日本政府通過放鬆信貸維持經濟擴張勢頭。從1985年至1987年，日本央行將基准利率從5%降至2.5%，日本股市、樓市泡沫因此越吹越大。

到1989年，日本當局意識到經濟過熱轉向加息，但步驟很激進。從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在短短一年多時間裡日本央行基准利率從2.5%升到6%。銀根急劇收緊刺破經濟泡沫，日本經濟隨后陷入“失落的十年”。

日本央行前行長黑田東彥2004年撰文《日本匯率政策失敗所帶來的教訓》指出:“造成嚴重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的並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當時政府的經濟政策失誤。”

今天，各界對《廣場協議》和后來的日本經濟困局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仍存在爭論。有觀點認為，日本政府是被迫對本幣升值，這一“城下之盟”直接導致了后來的危局;也有一些分析認為，日本政府在面對經濟形勢變化時自亂陣腳，決策接連失誤，這才是造成日本經濟“淪陷”的根本原因。

《廣場協議》應對的經驗與思辨

雖然日本經濟在1991年泡沫破裂后陷入長時間低迷，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日本已基本完成戰后經濟復興目標。1991年，日本名義人均GDP已達2.87萬美元，高於美國的2.44萬美元。日本已躋身一流發達國家行列。

同時，在壓力之下日本私營部門開始積極尋求出路。首先，日本企業利用日元升值大幅增加海外投資，將大量產能轉移到海外，以化解來自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

例如，為化解長期以來的日美汽車貿易糾紛，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累計在美投資220億美元，在美國雇用13.6萬員工。這種本土化生產不僅有助於化解貿易戰風險，也增加了美國消費者對日本品牌的認同度。

其次，日元升值和貿易摩擦倒逼日本企業加快轉型升級和技術創新，“日本制造”加速從一般加工制造向高科技、高附加值制造業轉型;同時日本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精益生產”也成為全球企業學習的楷模。

因此，雖然日本經濟陷入零增長陷阱，但私營部門的全球競爭力卻不降反升。在泡沫破裂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新世紀初，大到汽車小到隨身聽，日本商品依然風靡全球。

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研究主任瀨口清之對新華社記者表示，日本企業並非一味降價擴大市場份額，而是有意識控制產品銷路，將精力更多放到提高質量和壓縮成本上，大大提高了利潤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