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日本應對《廣場協議》的教訓和經驗

新華社北京8月17日電(記者金旼旼 杜靜 孫鷗夢)1985年9月22日，美國、法國、聯邦德國、日本和英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酒店簽署《廣場協議》，這一協議旨在解決美元對當時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匯率高估，以及美國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問題。

但事后的形勢發展証明，對匯率的干預未能解決美國逆差問題，匯率只是“替罪羊”。同時，日本政府在形勢變化下應對失當，給本國經濟帶來嚴重后果的教訓值得汲取;而日本企業為應對挑戰積極調整的經驗也值得借鑒。

《廣場協議》出台的背景與考量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美元持續走強，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經濟陷入衰退是《廣場協議》誕生的歷史大背景。

1979年美國通脹率高達13%，1980年到1982年美國經濟連續兩次陷入衰退，經濟滯脹問題凸顯。為此，1979年上任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啟動加息抑制通脹，但也導致美元匯率大漲，美國貿易逆差加劇。

據經合組織統計，從1980年到1985年，美元對日元、馬克、法郎、英鎊的總體升幅達到約50%。美元走強給美國出口帶來巨大壓力，同時日本作為新崛起的經濟大國，其出口導向型經濟也進一步令美國逆差狀況惡化。1980年美國尚能實現經常賬戶順差，到1985年經常賬戶逆差佔GDP的比重達2.71%。

為此，美國當時的裡根政府開始對主要貿易伙伴施壓，以解決美元被高估和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問題。這最終促成美國在1985年和主要貿易伙伴簽署《廣場協議》。

在協議中，雖然法國、聯邦德國、英國均有所讓步，但日本做出的妥協最大，包括以下幾方面:一、進一步對外國商品和服務開放本國市場;二、執行強有力的監管鬆綁措施以充分發揮私營部門活力;三、就日元匯率執行靈活的貨幣政策;四、大力實施金融市場和日元匯率自由化;五、在財政政策方面繼續聚焦兩大目標，即減少中央政府赤字和為私營部門提供有利增長環境;六、在刺激內需方面聚焦擴大消費和抵押信貸市場，以刺激私人消費和投資。在這六條中，實現日元對美元升值是核心內容。

從短期看，《廣場協議》迅速解決了美元高估問題，美國貿易逆差問題也大幅好轉，到1991年甚至恢復到順差狀態。不過好景不長，隨著1995年經濟全球化加速，美國外貿形勢又加速惡化。

而從長期看，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自身經濟結構性問題，即投資率高於儲蓄率。正如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所說，隻有美國提高儲蓄率或降低投資率，才能根本解決對外貿易失衡。

但出於政治原因，美國國內產業和政治勢力總要為貿易失衡尋找“替罪羊”。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美國農業、工業出口商開始積極游說國會，強大的國內保護主義壓力，是白宮和主要經濟伙伴協商並達成《廣場協議》的直接推動力。

可見，匯率和國際貿易不僅是國際經濟問題，也是國內政治問題。雖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國貿易失衡，但美國政府總會周而復始地尋找“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