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看中國：外國人能翻譯中國古籍嗎？

編者按：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文明互鑒、文化互融的大趨勢勢不可擋。中國文化走出去，世界文化走進來，在這當中優秀的譯者起著不可或缺的橋梁作用。而在中國文化軟實力之“外譯項目”當中，不僅有中國譯者的貢獻，更有外國譯者的身影。如何更好地利用他們的語言、知識優勢，如何為他們提供完善的就業環境，是未來的課題之一。

近年來，中國外語類專業裡的翻譯碩士課程驟增，每年有很多學生報考。這個專業的培養目標是應用型高級口筆譯。 其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就包括一個專門針對外語的項目——“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主要將中國的古籍、學術著作翻譯成外語並出版，是文化輸出的重點項目。它致力於將中國文化推廣到國際，國家對它的重視程度超過了非文字文化及民俗學調查等。但是我認為，以往的“外譯項目”對中國古籍翻譯推廣的實際效果恐怕還需要考証。

一般來說由母語為目的語的譯員來翻譯的作品比較容易被對象國所接受。比如將中文小說翻譯成德語時，由德國人（嚴格說是德語母語者）翻譯的作品德國人更容易接受。中國古籍的翻譯也是一樣，但是在“外譯項目”中卻多由中國人（嚴格說是中文母語者）承擔翻譯工作，因此往往缺少外國人（目的語母語者）視角。這種情況下，雖然可能能夠保証翻譯的正確性（accuracy），但譯文卻充滿了翻譯腔，讓人一眼就能看出是譯作，難以讀懂，偶爾還會給人文筆稚嫩的印象。這樣做能傳遞出中國古籍真正的價值嗎？而且我們也應該思考，單憑翻譯是否能做到文化推廣？

很多人或許認為現在陳列在圖書館的古代原著就是當年原樣流傳下來的。但是繼荊門出土的郭店楚簡《老子》之后陸續公布的出土資料顯示，現在廣泛流傳的原著中有缺失、錯頁和錯誤（但是出土資料裡也有錯誤）。《論語》等儒學經典自漢代以后，其一字一句都被慎重保存，因此字句的變化相對較少，但是即便如此，從春秋時期到漢朝歷經了多少變化，我們也無從知曉。現在流傳下來的古籍內容大多是宋代初期之前的手抄本。就算是唐詩，現存版本也不盡相同，有時需要判斷哪個是正確的。這些都是清朝考証學家傾注心血的課題，他們不遺余力保存、復原的成果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態。但復原能做到的是有限的，並不能將一字一句原原本本的樣子全部准確傳遞出來。

在中國，唐代制作的手抄本傳世的寥寥無幾，僅存敦煌等地出土的那些。而日本的遣唐使等（雇佣專人）抄寫帶回日本的中國古籍，一部分在日本保管至今。基於保存善本這個特殊情況，又受到清朝考証學的影響，所以自江戶時代后期開始，日本也流行起中國古籍的書志學以及校勘。這個傳統至今代代相傳，在日本翻譯出版的中國古籍一般都會根據善本進行過詳實校勘，在此基礎上翻譯成日語。研究者往往窮其一生鑽研中國古籍的日語翻譯，研究原文，翻譯成日文。這些譯著是研究者嘗試的成果，但遺憾的是很少為一般大眾喜愛，因此多藏於公立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

另一方面，歷史小說以及被稱作“超譯”的天馬行空的翻譯卻頗受追捧。另外，且看陳壽的《三國志》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的普及程度，顯然在中國也是《三國演義》更受歡迎，內容流傳廣泛。從這一例就能看出，如果想忠實地展現古籍的世界，就可能與大眾趣味疏離，況且還偶有難以理解或難以接受的部分，因此有時很難普及。也就是說，如果要普及推廣，就必須吸引外國人的興趣，探討對他們來說的到底什麼樣的譯文是容易讀下去，並且容易讀懂的。

研究者對古籍中難以理解的部分有強烈的興趣，且有著探尋研究的熱情。假如大眾也對這些古籍著作有研究熱情，那這個作品大抵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並且大半內容恐怕已經是常識了。對《三國演義》了如指掌的愛好者，下一個階段就會對小說內容與史實有多大差別感興趣，再下一步就會讀《三國志》。這與歷史劇是一個道理，劇中登場人物的思維模式和行動中大多混雜著現代要素，舞台布景、服裝、用語也並非忠實地重現歷史。這種歷史劇對歷史的加工解釋，也是為了讓觀眾不暗生抵觸、盡享光影世界而下了一番苦功的結果。我認為，在“外語翻譯項目”中，也應當下這樣的苦功。

不過到底受現代科學教育的我們，對於清朝以前接受儒學教育的儒學者及受傳統宗教觀熏陶的舊時代的人們究竟能有多少共鳴，能理解到什麼地步也是個問題。伊索寓言的代表作品《龜兔賽跑》中講到，烏龜看到兔子睡著了也沒叫醒兔子，而是超過了它。在這個故事裡，烏龜原本是勤奮努力的象征，但在今天，卻有人批判龜沒叫醒兔的行為。即便翻譯正確，人們的理解也未必相同。

前文也提到了一點，與其將中國化的價值觀介紹給外國，可能不如創造一個讓他們自己發現有價值的東西的環境效果更好。當然，這裡也包括翻譯這樣的重點項目的環境優化，只是如何翻譯才能更有效地推動文化傳播這一點值得商榷。

我們再回頭看日本的例子，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加速推進西化，舊習慣被改掉，傳統逐漸消亡，但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部分外國人卻保留了這些文化，並試圖傳播到國外。比如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將日本的民間故事翻譯成英語，1904年在美國出版了Kwaidan: Stories and Studies of Strange Things （中文名：《怪談》）

此外最近，我在英國與著名的漢學家一起散步時，他在古舊書店的陳列櫥裡看到一本書，推薦我一定要買。這是一本很薄的書，是A. C. Graham寫的《晚唐詩選》（Poems of the Late T’ang)，書的開頭詳細闡述了關於唐詩英譯的思考。以我不甚高明的英語不足以判斷翻譯的優劣，但其也是有相當價值的名著，足以陳列在一般古舊書店的櫥窗裡。從普及的角度來講，這是一本非常成功的書。在中國國內也有關於該英譯本的研究，但為數不多。當然，從翻譯的准確性來看，它裡面可能也存在各種問題，但就算翻譯得再好，譯本得不到普及也不能說達到了“外譯項目”的目的。因此有必要思考這本書為什麼被廣為接受。

《晚唐詩選》書影（圖片提供：久保輝幸）

我認為由中國古典知識底蘊豐厚的目的語言母語者進行翻譯效果更好。可能有人會反駁說，懂中文的外國人不多，有志於翻譯的外國人更少（同樣，日本也有人相信外國人不能理解日本的文化和思想）。但是與過去不同的是，現在能夠流暢講中文和日語的外國人非常多。雖然對於西方語言的母語者來說閱讀漢字的羅列並不簡單，但是我周圍能夠流暢閱讀中國古文的漢學者當中，日本人自不必說，歐美人也有好幾個。如果讓他們來翻譯，譯文的讀者接受度能提高好幾個等級吧。

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外國人無論如何是無法理解中國古籍的”、“古代漢語太難了”等意見。可我認為這是一種錯覺。如果古漢語太難，為什麼與外國著名的近現代文學學者人數相比，海外有這麼多的漢學家呢？中國的古籍對於現代中國人來說也頗有難度。其中一個原因是它與現代漢語的差距、以及中國人自身的思想、習俗越來越現代化。簡體字的普及也是一個例子。對於外國人來說，現代的普通話也好，古代漢語也好，都是外語，在同為跨文化這一點上並無二致，所以古代漢語更難並不是理由。甚至有人認為，相較而言古漢語的語法反而更簡潔易懂。中國人自幼誦讀唐詩，從小具備古典文學素養，因此比我們外國人具有更加豐富的知識與文化底蘊，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國人無法理解中國文化，所以他們不可能做古文翻譯這個想法是不對的。

在“外譯項目”中，也有幾本著作是外國人翻譯的。比如2016年出版的《天工開物》日譯本中標注著“潘吉星今釋，藪內清日譯”，看似是藪內清按潘吉星翻譯的白話文將該書翻譯成了日文。但是藪內是以天文史研究著稱的漢學家，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間出版了《天工開物》的譯注，在2000年去世。而在中國出版的2016年版沒有序跋，無從知曉出版的經過。但是日本出版的《天工開物》的譯注，是從原文直接翻譯過來的東西，因此藪內晚年應該不會在中文現代譯文的基礎上翻譯日語吧。正如前述，著名的中國古典名著一般已經出版了兩三種日語譯注，分別由常年從事該領域研究的漢學家執筆。日本已有大量翻譯作品，不懂古文的人也可以通過他們輕鬆閱讀中國古籍。到現在再翻譯成日語、且還是從中國的現代文譯本翻譯成日語是沒什麼意義的。在日語翻譯碩士的課程中開設中國經典翻譯課程意義也不大。另一方面，除日語以外的外語中，譯著相對較少，可能不得不經歷二次翻譯，即先將古籍翻譯為現代漢語，再翻譯成外語。但是即便是二次翻譯，譯者也還是應當盡量選用外國人（目的語言為母語者）。

所以中國需要具備能夠從事翻譯的中文能力的外國人。一般經濟實力薄弱的國家的人積極學習經濟發達國家的語言，是為了獲得高收入工作等機會。20多年前在中國，隻要日語達到日常會話水平就可以從事導游、口譯等工作，獲得高收入。但是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國內的物價、人工費不斷上升，與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差距越來越小，語言人才的情況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不再能夠僅通過日語獲得一份好工作。相反，經濟規模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國的通用語“普通話”卻成為了對外國人極具魅力、值得他們耗費時間精力學習的語言。過去，能夠講一口流利中文的歐美人很少。而如今，曾風靡一時的加拿大藝人大山(Mark Rowswell)那樣的外國人不再鮮見，中國的電視節目中充斥著普通話說得甚至比中國人還標准的外國人。這是“國際漢語教育（對外漢語教育）”的成果吧。“國際漢語教育”與“外語翻譯教育”是促進中國社會國際化與對外交流的“雙輪驅動”，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競爭關系。因為懂中文的外國人才增加了，相應學外語的中國人才的需求就可能降低。

但是歐美的年輕漢學者由於就業困難而有減少的趨勢。我認為應當為有能力的外國漢學者提供相應的職位，給予穩定的收入、完善環境使其專注於翻譯。另外，通過長期計劃培養能夠從事翻譯的外國漢學者也同樣重要。（作者為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久保輝幸 張靖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