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期待通過再就業,使得老年生活更加有意義。於是,1975年,在東京成立了‘高齡者事業團’。90年代以后,日本出台了《終身學習振興整備法》,提倡在都、道、府、縣振興終身學習。厚生省在1990年實施了推進老年人健康生活的示范項目,目標是進一步為老年人發揮自己的經驗提供機會,充實老年人的生活。”娜拉說。
2000年以后,日本面臨著更嚴峻的老齡化,人口構造發生變化。於是,“100年人生設計”登場了。“日本厚生省提出‘100年人生設計’,即在一個長壽社會裡,所有人都應該面對這個100年人生的設計目標,積極設計自己的人生。”娜拉說,“總之,現在日本的老年人有著很多的學習機會,有大學的正式教育,也有社會的各種興趣小組的學習,有健康教育,也有娛樂活動。通過各種學習,使得老年人可以在退休后尋找第二份,第三份工作,也可以作為志願者實現自身價值。他們在做自己選擇的喜愛的事情,很多老年人精神上十分愉悅。”
和日本的老年教育相比,我國的老年大學雖然起步很早,但是,它的模式和作用對於龐大的老年教育需求來說,還是杯水車薪。據統計,截至2015年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22億人,佔總人口的16.1%。龐大的老年教育需求,加之模式的不完善,缺少發揮余熱的一環,使得我國的老年教育多少顯得有些“自娛自樂”。娜拉認為,我國老年教育最缺乏的是“對接”:“很少有老年人再就業,也很少有學校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社會的志願者機會。我認為,老年人的終身學習是一個系統工程。在政策上,既要有學習場所,又要培養教育老年人的人才,還要為老年人提供發揮其作用的場所和再就業機會。這些任務不光是政府的責任,還應該聯合高等學校,非營利組織,企業與社會共同為老年人的繼續教育提供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本報記者 姚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