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混血”文化與“拿來主義”

呂周聚

作為一個中國人在日本各地旅行,在到處感到陌生新奇的同時,又會不自覺地帶有一種親近感。這種親近感來自何處?來自在公共場合隨處可見的漢字文化。

在日本各主要城市的交通工具(新干線、地鐵、公交車等)上,會用三種語言標示站名,一種是日語,一種是英語,一種是漢語,在京都的公交車裡,甚至會用漢語普通話報告站名。在旅游地圖上,常常也會用三種語言來標示,或者提供不同語言版本的地圖,這讓身處異國他鄉、對日語又缺乏訓練的中國游客感到非常方便,消除了那種對新地方的陌生感與恐懼感。日本之所以成為旅游大國,每年迎來以千萬計的游客,除了具有豐富的旅游資源之外,其在語言文化上所提供的方便無疑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有人會認為,日本之所以這麼做,是為了吸引游客的需要吧。這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它卻並非問題的全部。實際上,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現代日語就是在吸收了漢語和英語的基礎上一步步發展完善而來的。

學過日語的人都知道,日語中的片假名是從漢字中演化出來的,現代教學工具越來越先進,教日語的老師可以用PPT來演示日語片假名是如何從漢字的草書中一點點地演變而來。

日本從何時開始學習中國文化?一般人可能會想到日本派往中國的遣唐使。實際上,在遣唐使之前,還有遣隋使。公元589年,隋統一中國,中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從公元600年開始,日本先后向隋朝派出四批使者,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出現了繁榮的局面。從公元630年開始,日本向中國派遣多批使者,史稱遣唐使。日本派到中國來的這些使者,實際上就是今天的留學生,他們要在日本國內層層選拔、優中選優,這些人包括醫師、樂師、畫師及各行各業的工匠。他們到中國來學習,首先要掌握的工具便是語言。這些人熟練地掌握了中國語言,有的人的毛筆字寫得很好,堪稱書法家。在當時,中國文化在日本盛行,日本的上層貴族以掌握中國文化為榮,日本人開始吸收漢語到他們的書寫語言中,這種“漢字假名混合”的書寫語言在8世紀的《古事記》中已經出現。但以象形字為特點的繁體漢字對日本人來說具有很大的挑戰性,要在日本推廣、讓一般百姓掌握,難度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文字學家們開始從漢字中挑選比較簡單的漢字,將之簡化成片假名。此后,日語和漢語的關系在不同時期經歷曲折的變化,但漢字與假名兼用一直是日語的一個基本特征。

到晚清時期,中國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國力日漸衰弱,成為西方列強瓜分的對象。日本及時把握住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從1868年開始,日本明治天皇推動向西方學習,推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改革,史稱“明治維新”。明治天皇向英法等國派出了大批留學生,到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政治、法律。同樣,這些人到歐洲留學首先要掌握當地的語言。這些人在熟練地掌握英語等語言工具后,便自覺地將西洋的語法、詞匯引入到日語中來,這便是日本現代語言學的開始。今天的許多日語詞匯便是直接將英語的讀音用片假名標示出來,因此日語中許多詞匯的讀音與英語單詞的讀音是一樣的。這可能也是現在日本人學習英語的一種方法,即用片假名讀音來標示英語讀音。這或許也是日本英語難聽的一個原因吧。

由此可見,日語是吸收了漢語、英語等語言因素發展而來的一種語言文字形式,它吸收了漢語、英語的語言因素,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征,因此,日語本身是一種“混血”語言。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也可以說是文化的核心。日語本身的“混血性”便決定了日本文化的混血性,從這一角度來說,日本文化是一個典型的“混血兒”。大家都知道,無論是植物還是動物,雜交之后都會產生新的物種,而這種新的物種在許多方面都會優於原來的物種。從人類社會的角度來說,近親結婚容易出現畸形兒或弱智兒,而不同種族之間的人結婚生出的“混血兒”則大多聰明漂亮。文化也是同樣的道理。日本雖是一個面積不大的島國,在不同時期也有保守派,但他們在關鍵時期持一種開放的態度,用“拿來主義”的方法,學習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語言文化,搭上了快速發展的列車。

每一個到過日本的人,都會親身感受到日本的“混血文化”﹔每一個對日本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會佩服日本人的“拿來主義”精神。由此,我便知道魯迅先生當年為什麼會寫出其著名的《拿來主義》了。魯迅先生當年定是受到日本的“拿來主義”文化的啟發,加之中國當時封閉保守的社會現實,有感而發,才寫下了這篇著名的文章。今天,我們經常譏笑韓國人、日本人將中國傳統的東西視為己有,而忽視了日本、韓國人行為背后的“拿來主義”精神。實際上,我們現在大力提倡的改革開放,其本質就是一種“拿來主義”的精神,隻要是好的、可以為我所用的,就把它拿來。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吃了牛肉,未必就會變成牛,吃了牛肉,可以強壯我們的身體,使我們變得更加有力。由此來說,我們應警惕當下各種變相的保守主義思想,不論是在語言上,還是在文化上。

(本文作者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