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日本的《春秋》學

日本人批注十三經圖 資料圖片

編者按：歷史上的中華民族，不僅以開放的姿態接納外來文化，從而豐富自己的文化與文學內涵，同時也以文明大國的文化優勢，對東亞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影響到這些國家歷史、文化與文學的建構。這裡所輯的三篇文章，張德恆、劉世明的兩篇，是關於一個半世紀之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在對江戶時期日本《春秋》《尚書》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國經典文化作為重要的精神資源，對日本近代歷史與文化的影響。王偉的一篇，主要談的是“引進來”的問題，是兩千多年前中國對外來文化的接納、吸收，並希求通過對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開《楚辭》等上古文獻中的文化謎團。雖然這些觀點還在探討中，但對我們研究視野的開拓，對推進古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啟發意義的。（劉毓慶）

德川時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成就斐然，其顯著標志便是中國儒學在扶桑的廣泛傳播，深入影響。德川時期，隨著對儒家經典研探的不斷深入，日本涌現出很多儒學名家、儒學流派，產生了一大批學術價值頗高的研究著作，為推動日本社會的進步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春秋》學的發展及其對德川幕政、思想觀念、思維方法，乃至近代日本歷史的影響，即具有代表性意義。

德川《春秋》學的發展可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德川初期（1603—1691）。此期的研究以幕府官學為主，作為德川朱子學派領軍人物的幕府大學頭林羅山，不僅在收集、校勘、刊刻、傳播《春秋》經學文獻方面用功甚巨，而且直接開啟了德川日本《春秋》經學的考証考據之風，為進一步研究打下堅實基礎。林羅山的子孫及后學，著作紛披，成就蔚然，使朱子學派在此期的《春秋》經學研究中佔據絕對優勢地位。德川初期《春秋》學的傳播和發展，對幕府統治的維護和鞏固裨益良多。這突出地表現在幕府對大名的分封中。幕府依據大名與德川家族關系之親疏，將大名分成不同種類，其中親藩與德川氏關系最近，親藩中的紀伊、水戶、尾張三地的藩主組成“御三家”，統轄著關東地區和其他軍事要地，實為幕府之藩屏。這種為政之法顯然是對《春秋》經傳的資鑒。《左傳》（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左傳》（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親藩之下依次設有譜代大名、外藩大名，幕府經常以各種名義剝奪、轉封大名的領地，而這，或許亦受到《春秋》經傳中諸侯國遷徙封地之啟發。顧棟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列出二十個曾經遷徙的國家，而陳槃列考春秋諸國，復增益遷徙的國家七十一個。德川幕府正是資鑒於《春秋》經傳，權時制宜，妥善措置，從而結束諸國長期混戰之局面，為其統治的長治久安打下堅實基礎。

第二階段是德川中期（1692—1779）。此期日本儒學中的古學派佔據明顯優勢，在其推促下，日本儒者對《春秋》經傳的攻研開始朝著深細精微的路向發展。儒者們不再滿足對《春秋》經傳的一般性了解，亦不再株守著中國古人的注疏視若拱璧，而是開始對經傳含義展開具體而微的探索、闡釋。較之初期，德川中期的《春秋》學研究陣容明顯擴大，著作數量明顯增多。德川中期《春秋》經學的發展，促成了日本文化意識的覺醒，提升了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德川之前，日本自居偏邦遐夷之地位，文化自信力較弱。德川時期，隨著《春秋》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日本逐漸提升了文化自信力，這突出地表現在德川儒者對“中國”這一概念的詮解中。原本，中國早期經典如《詩經》中出現的“中國”，多涉政治或地理意義，如《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國，具贅卒荒”等。但是到了《春秋》三傳中，“中國”一詞獲取了豐富的文化內涵，“中國”往往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語境中被提出，如《穀梁傳·成公九年》“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公羊傳·宣公十五年》“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左傳·庄公三十一年》“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中國”與夷狄彼此對立，語意互敵。德川儒者從文化的立場重新定義了“中國”一詞的含義。如上月專齋說：“華言者以漢土為‘中華’、‘中國’，不識《春秋》名分，俗儒之紕繆也。夫天地廣大寥廓而無際限，是以天地之中，無一定之中，則所居之民人，各中其國、華其國，是天地自然，非人為矣。”淺見絅齋（1652—1711）言：“吾國知《春秋》之道，則吾國即主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必從日本立場立《春秋》之旨，是所謂善學《春秋》者也。今讀《春秋》而曰日本為夷狄，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讀《春秋》者害《春秋》也。”毋寧說，正是《春秋》經傳促使日本擺脫了以遐夷偏邦自處的文化自卑，從而促進了日本文化意識的覺醒，提升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第三階段是德川晚期（1780—1852）。此期的《春秋》學走向全面繁榮。在清代考據學的持續影響下，此期的日本《春秋》學研究，既打破了林氏官學的統治地位，也打破了古學派的一統江山，諸派並作，蔚成大觀。德川晚期《春秋》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啟蒙了日本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為日本在明治維新后順利實現脫亞入歐奠定了思維基礎。儒家經典中，需要運用天文歷算等科學方法進行探研的首推《春秋》經傳。德川中晚期的《春秋》經學研究，巨細靡遺，眾彩紛呈，對《春秋》經傳中所涉及的天文歷法問題之探究，促進了日本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的形成。關於天文歷法的記錄，散見於《春秋》經傳之中，雖經杜預以迄清代眾多中國學者之鑽研，但仍有開拓之余地。對此，中井履軒、帆足萬裡，在其《春秋》經傳研究著作中均有細致闡述。履軒本“格物致知”之精神，批判鬼神之說，反對教條主義，深細推闡《春秋》經傳中的天文歷法問題，其研究方法旁涉多門，精微細密，對日本科學思維的建構起到重要作用。帆足脈承履軒，不僅對《春秋》經傳中的天文歷法問題多事闡發，而且廣求天地自然之道，“大塊之所以生，星行之成側圓，地之廣狹，海之二潮，磁石之指南，大氣二質之用，火之生焰，及人之氣息，是其學之至要者”（米良倉《帆足文簡先生墓碑銘》）。由皓首窮經之儒到細推物理之科學研究者，此種轉變，實受《春秋》經傳之發啟。

第四階段是幕府末期（1853—1867）。其時陽明學大行日本。內憂外患的政治局勢，激發此期的《春秋》經學走上了致用、實踐一途。幕末乃至明治初年的《春秋》經學突破對純學術的攻研，學者們針對日本的現實，通過撰述《春秋》經傳研究著作而對時代難題作出回應，因此，這些著作往往打上鮮明的時代烙印，從而具有經世致用的品格。幕末《春秋》經學的發展，深刻地影響了日本近代的歷史，對“尊王倒幕”、明治維新，產生極為重要的作用。《春秋》經學的主要價值取向是“尊王攘夷”。幕末的日本，內部四分五裂，外受列強侵逼，當此之時，依托萬世一系的皇室作為統一日本之基礎，進而內安外攘，成為延續國脈、擺脫危機的唯一方式。於是“大義名分之聲起，雖甚為微弱，然茲有國難，無論如何，必須統一國家。以此之力，同擔國難﹔除此之外，別無他途。此一精神猛然而起，就產生了攘夷黨、勤王黨。勤王黨、攘夷黨結為一體，產生了‘尊王攘夷’，終成一民族之大運動”（大隈重信《明治憲政經濟史論》）。幕末志士正是在《春秋》經傳“尊王攘夷”觀念的啟發下，賦予“尊王攘夷”以鮮明的現實意義，身體力行，躬自實踐，才終於使日本擺脫危機，實現國富民強，這是《春秋》經學影響近代日本歷史的一大顯征。“尊王攘夷”的觀念也深刻地影響著德川幕府內部成員。水戶藩德川光國於明歷三年（1657）創設史局，將尊王思想灌注於《大日本史》的編纂之中，可以說，“尊王攘夷”正是歷經二百五十年編纂修訂才最終完成的《大日本史》的主體精神。德川光國倡導大義名分論，力主尊王，此種精神之感召，流風所及，直接影響到幕府末代將軍、光國后裔德川慶喜。德川慶喜五歲就學於水戶藩弘道館，在父親德川齊昭和教授們那裡受到嚴格教育，深受大義名分論及尊王思想濡染。職是之故，在幕末內憂外患的危急形勢下，德川慶喜果斷做出“大政奉還”之決定，從而使日本避免了被殖民地化的命運，順利實現明治維新。這亦是《春秋》經學影響近代日本歷史進程的典型事例。

總體而言，德川《春秋》經學的發展，對江戶時期的文化思想、政治統治皆產生了顯著影響。《春秋》經學在德川日本的發展及其所產生的深廣影響，充分彰顯了中華文化深刻而強韌的感召力、影響力。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夠在危機重重的困境中走出陰霾，迅速實現國強民富，正是內蘊中國文化、外師西洋科技之結果。

（作者：張德恆，系山西大學國學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