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首腦大阪會談期待轉機

近年來,日韓關系因勞工索賠案、“慰安婦”等問題摩擦不斷。在最新版《外交藍皮書》中,日本強調日韓“直面非常嚴峻的狀況”,凸顯兩國關系緊張局面。近期,日本政府更連續放風稱,首相安倍晉三不准備與韓國總統文在寅在大阪G20領導人峰會上會談。韓方則積極謀求以領導人會談為契機,通過對話解決雙方存在的問題。

在互動增多的背景下,已經陷入歷史最低谷的日韓關系能否迎來轉機,還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

日頻繁放風推拒會談

5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親信、內閣官房副長官西村康稔就安倍與文在寅在6月28日、29日舉行的大阪G20領導人峰會期間舉行會談的可能性稱,“應該不會舉行(會談)”“實現起來很困難”。西村的講話普遍被認為代表安倍的立場,預示如果韓國不能在勞工索賠案等問題上緩和態度,文在寅在G20峰會上可能受到冷遇。

事實上,自上月日本政府就通過多種途徑向韓方傳達出G20峰會上將不舉行日韓領導人會談的信息,意圖迫使韓國在勞工索賠案等問題上讓步。

4月13日,多家日本媒體援引政府相關人士的話稱,日本政府正在討論不在G20峰會上舉行日韓領導人會談,原因是安倍首相認為即使與文在寅見面,也不會取得任何成果。另有日本媒體報道稱,有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在4月23日舉行的日韓局長級磋商中,韓國外交部東北亞局局長金容吉向日本外務省亞大局局長金杉憲治提出在G20峰會上舉行韓日領導人會談的建議,強調會談是改善韓日關系的重要契機。但日方因韓方未能在勞工索賠案問題上採取“有效應對措施”,以“時間緊張”為由,表達了消極態度。

日本作為G20領導人峰會主席國,首相與出席會議的各國領導人舉行單獨會談,無論從外交禮儀上還是實際外交需要上,都具有重要意義。但在距離大阪G20領導人峰會召開不到2個月的時間裡,日本政府頻繁放風,表示將不舉行日韓領導人會談,顯示出日韓關系已經陷入最低谷的嚴峻現狀。

據悉,上一次日韓領導人會談還是在去年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之后因為勞工索賠案、“慰安婦”等問題,兩國領導人之間甚至沒有通過電話。面對日韓高層往來幾近中斷的現狀,日韓相關人士均明了借G20的契機舉行領導人會談的重要意義。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近日在接受韓國媒體採訪時說,日韓關系惡化受政治影響很大,如果兩國領導人有改善關系的意願,毫無疑問日韓關系將受到積極影響。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趙顯在4月的一次會議上稱,今后數月將成為對日關系最重要的時期,顯示出欲推動日韓領導人在G20領導人峰會上實現會談的意願。

外交藍皮書表述嚴厲

4月23日,在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於內閣會議上報告的2019年版《外交藍皮書》中,對日韓關系的表述比以往歷年都要嚴厲,不僅刪除了沿用多年的“在相互信賴基礎上,發展未來志向的新時代兩國關系”的內容,還突出強調日韓“直面非常嚴峻的狀況”。

在具體問題上,藍皮書重點提及韓國司法機構對日本二戰期間征用勞工案的判決,稱其“顛覆了日韓關系基礎,斷然不能接受”。為促使韓國政府接受基於《日韓請求權協定》進行協商,藍皮書稱日方將訴諸國際仲裁和其他對抗手段在內的措施。

在日韓存在主權爭議的“竹島”(韓國稱“獨島”)問題上,藍皮書寫進了去年未寫入的“韓國非法佔據”的表述,並強烈抗議韓國在周邊實施軍事訓練。

據悉,在對日韓關系表述上最早使用“未來志向”,是1998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與韓國總統金大中簽署的《日韓伙伴關系宣言》。之后,在兩國外交文件和領導人會談中多次使用“未來志向”。安倍第一次上台時,兩國在“未來志向”外還加入了“共同擁有自由、民主主義和基本人權等基本價值觀的伙伴”的定義。

2013年1月成立的韓國朴槿惠政府前期,日韓關系齟齬不斷,2015年日本干脆從《外交藍皮書》中刪除了“享有共同價值觀”的表述,僅稱韓國是“重要鄰國”。2017年5月文在寅政府成立后,日韓關系一路惡化,反應在日本《外交藍皮書》上,2017年韓國被定義為“共同享有戰略利益的最為重要的鄰國”,到2018年“重要鄰國”的表述也被刪除。2019年版日本《外交藍皮書》中,對日韓關系的表述比以往歷年都要嚴厲,直言日韓“直面非常嚴峻的狀況”。

在新版《外交藍皮書》中,日本把日韓關系惡化的全部責任推給了韓國,一副韓方不改變在勞工索賠案、“慰安婦”等問題上的立場,日韓就沒得談的強硬姿態。而更為嚴峻的是,日本國內輿論也未能客觀看待文在寅上台后,韓國現任政府尊重朴槿惠政府時期被長期壓抑而反彈的民意,在勞工索賠案、“慰安婦”等問題上尋求更妥善解決的國內要求。

在兩國輿論都對對方不滿的情況下,日韓關系的改善無疑將面臨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