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眼中的中國軟實力建設

近年來，無論中國政府還是民間都著力於加強軟實力建設和文化輸出，作為國家項目在世界各地建設漢語學校孔子學院、民間的“國學”活動盛行等等也從側面印証了這一趨勢。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人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發生了巨大轉變，重點關注流失海外的文化遺產的同時，也積極向外國介紹中國文化。在中國的街頭巷尾，身著“漢服”的年輕人也開始走進人們的視野。

在中國近幾年回歸傳統文化的大潮中，我感受到偏重“陽春白雪”的傾向。

江戶時代，日本盛行“漢學”和“蘭學”（18∼19世紀日本為了掌握西方科學技術，曾經努力學習荷蘭知識，當時他們把西方科學技術統稱為蘭學，即日本鎖國時代通過荷蘭傳入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叫做蘭學），為了與這兩種“洋學問”分庭抗禮，日本便頻繁使用“國學”一詞，特指本國的學問。江戶時代以前的日本，很長一段時間是以漢學為正統的，日本學研究直到江戶時代才終於獲得與漢學比肩的地位，成為國學。國學的確立提高了日本人對國史及傳統文化的自負，“日本人”這一民族意識得到強化，日本國內也逐漸由割據狀態轉變為以天皇為中心緊密團結的狀態，這也是與明治維新聯系在一起的一系列運動的起點。當時的歐洲，提起“歷史”多指西方史，亞洲則被認為是落后地區。為了對抗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觀，日本早期的大學都同時設置“西洋（方）史學”和“東洋（方）史學”。但是僅憑日本史學很難與西學抗衡，所以“東洋史學”的核心當然是中國史。東洋史學科的設置是日本漢學研究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應用了歐洲史學的研究成果，唐宋變革論等得到深入論辯，得出東方也有足以匹敵文藝復興的歷史變革的觀點。從日俄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隨著日本國際地位的逐步提高，可以說日本人的這種東洋史觀為將東亞各國與日本捆綁在一起對抗西方的軍事活動提供了一個依據。“國學”一詞作為漢學的代名詞在中國日漸繁盛之時恰好為日本東洋史學繁榮期開始之際，所以也流傳著“國學”一詞源於日本的說法。但是即便如此，也無法認定中國國學的繁盛為日本國學或者東洋史學所觸發，其直接原因是與西方的碰撞。

明治維新后，日本學習西方走上了現代化道路。學校教育以及普通話的普及導致價值觀一元化，此外文化與社會的西化、對琉球和阿依努的壓迫、“廢佛毀釋”等動向，致使日本出現喪失社會及文化多樣性這一嚴峻問題。這並非已成為“過去式”，當前的日本依然面臨著這個問題。明治時代已經有人對此產生了危機意識，並致力於日本傳統文化的保護，這樣的先驅人物有保護阿依努文化的鬆浦武四郎、小泉八雲、井上圓了等人。后來到了大正時代，金田一京助等語言學者以及柳田國男等民俗學者也對逐漸消亡的文化產生了危機感，在緊迫的危機意識驅動下頻繁進行實地調查，留下了龐大的記錄，將其提升到了學術研究的高度。而以隱花植物等研究著稱的南方熊楠也是日本乃至東亞民俗研究的代表人物。

這些亞文化研究成果跨越一代又一代，以各種形式影響著我們。對日本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大概都聽過論述日本人的經典名著《菊與刀》。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從未到訪過日本，但卻熟知日本人的生活狀態，這主要就歸功於日本豐富的民俗學資料，這些成果是作者執筆成書的重要信息來源之一。此外，現代日本動畫片中時常登場的種種奇談、神話、妖怪等故事，其實大多依據戰前傳統文化保護和民俗學研究。在這裡說個題外話，著名的推理小說家橫溝正史的很多部名著的主人公都是偵探金田一耕助，這個名字就來自於金田一京助。后來紅極一時的推理漫畫《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主人公還是金田一耕助的孫子。像這樣從明治時代起持續開展的民俗學研究和傳統文化保護，是豐富日本亞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戰后，澀澤敬三（澀澤榮一之孫）和宮本常一等繼續進行民俗學研究，而另一方面，他們研究的對象不再局限於日本，也開始重視中國及東南亞等少數民族聚集地的研究。在此期間，中尾佐助等人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提出“照葉樹林文化論”，指出日本的傳統文化與雲南及不丹等地有共性。這項調查研究的成果對宮崎駿的電影制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文化與習俗本就不是以國界和民族清晰劃分開來的。此外，日本能將日本文化的深邃內涵傳播到全世界，並非因為日本文化及民俗具有獨特魅力、具有特殊性。只是因為任何一個地區和民族都有的傳統而朴素的日常，在日本被記錄並流傳下來，它們有著能夠超越民族與文化讓人產生共鳴的文化基底。

中國也有民俗學研究先驅，如周作人、茅盾等。上世紀60-70年代在中國各省開展的中草藥調查也是取得豐碩成果的偉大事業。如果傳統醫學被規范化，醫生也按照統一教科書來培養，那麼這樣的民間醫療知識就要遭受被日漸淘汰的命運。但是這些知識有時會成為重要的信息來源，這一點我們從青蒿素的發現即可窺見一二——當時民間藥物知識的收集和驗証是抗瘧疾研究的重要起點。關於治療瘧疾的藥物在此之前也離不開民間，比如十七世紀南美的西班牙人發現金雞納樹有抗瘧疾功效，這一發現經傳教士傳入中國，得到康熙帝重視便是一例。南美現在還在進行調查，期待能發現新的藥用植物，中國的傳統醫藥知識也仍然潛藏著這種可能性。

但是近年來，中國雖然越來越重視國學等高雅文化，但僅從對圖書館和學術雜志的觀察我發現國家對這種民俗、風俗習慣、傳統的研究尚未給予足夠重視。不僅如此，我還看到隨著近年地區產業的振興發展，有些傳統文化甚至被歪曲。此外，“外譯項目”等將中國主要古典名著翻譯成外語的活動雖然很盛行，但很多典籍在翻譯前需要首先對橫跨兩千年的先行研究進行充分消化，往往很多解釋也不是固定的，所以僅從文言文翻譯成現代漢語都不容易。再翻譯成外語，絕不是一兩年就能完成的事業。而且譯者不但要具備中國古籍的廣泛知識，同時還要有外國古籍的文化基礎，方能譯出優秀作品，如果隨意翻譯，反倒會降低古籍的價值。加之“輸出”本來也要視對象國需要方能成立，因此要制造這樣的“需要”，至少必須具有足夠高的品質。中國人重視的文物及文化，在外國人眼裡未必具備同樣的價值，有時中國人眼中沒有價值的東西，外國人反倒能找出價值。比如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成功實現文化輸出的國家，往往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獲得成功的。因此文化輸出事業不僅僅是單方面的介紹，更要充分考慮為外國人提供自己可選擇的素材、機會和環境，這樣才有效果。要做到重視外國人的視角，就要制定長期計劃培養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愛爾蘭裔英國人）這樣的外語母語專家，出版包含著深刻理解與體驗的古籍譯作才有意義。

中國擁有比日本更多樣的文化和更悠久的歷史，可以說能夠匹敵整個歐洲的歷史與文化，是文化資源極其豐富的地區。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及文化的多樣性，特別是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民俗文化和語言在迅速消失。此外，與周邊地區的民俗和傳承、傳統的對比也非常重要，因此隻關注國內情況是不夠的。我對伊斯蘭（包括伊比利亞半島）和南亞的醫藥史極有興趣，這些古代文書中有很多與中國相關的記載，但這一點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知。將這樣的亞洲古籍翻譯成中文，對於加強軟實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中國今后需要更多元地展開軟實力建設。（原文作者為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久保輝幸。張靖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