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好戰特性從何而來？【2】

(三)

日本國民被統治者以神的民族和天皇的國家為主要內容的皇國史觀長期洗腦，對天皇有著畸形的信仰和服從，對“大和民族優越論”有著畸形的狂妄和自負，民族性格中狹隘、狂傲、殘暴的一面極易被轉化為對外戰爭的狂熱性。

日本自古就是單一民族，海島國家，各地習慣風俗相近，沒有經歷過像中國和美國那般的多民族融合過程，也沒有遇到過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如何共存並處的問題。而且，早在古代日本列島的統一過程中就已逐漸形成了很強的共同體意識。維系這種情感和意識的重要紐帶，就是日本的“神道”宗教信仰。在一個家族共同體中，主宰家族命運的主神就是其祖先的靈魂，每一個家族成員都與它血脈相承，都被看作是它的分靈，這個成員死后，他的靈魂又會與祖靈合而為一。與無數個家族共同體並存的最大的命運共同體是邦國，主宰邦國命運的主神則是天皇家的主神。與此相對應，天皇在日本具有神威地位，被視為“國家神道的核心”。

為適應侵略戰爭需要，日本統治者利用日本家國同構、忠孝尊皇的民族傳統對本國人民進行洗腦。從明治政府成立到1877年，日本確立和鞏固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府，天皇制集中體現了日本濃厚的封建制度文化。日本統治者提出日本是皇國，皇國就是神國，神國就應該統治全世界，這是上天賦予的使命，並把這些思想灌輸給日本國民，從意識形態上催生和強化了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日本政府宣稱：愛國與忠君同源、與敬神崇祖一致。在此種道德標准下，凡是“為國捐軀”者，都被奉為“忠君愛國”的典范。明治憲法規定：天皇不但是國家元首，而且是主權所在。就這樣，崇拜天皇思想深深銘刻在日本國民的靈魂之中，是一種宗教性的觀念意識。基於上述意識形態提出的“皇國至上，天皇極尊，四海萬國皆為臣仆”的對外侵略口號，把日本民族引向對外侵略擴張的罪惡之路、毀滅之路。

(四)

通過對外武力擴張和戰爭掠奪來實現國家發展目標，是日本進入近代社會的顯著特征。通過長期預謀和精心備戰，日本在一次次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上不斷收獲著“戰爭紅利”，這反過來進一步刺激了其爭霸世界的野心。

日本近現代發展史，實質上就是一部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擴張史。明治政權1868年一成立就提出了“征韓論”﹔1874年借端出兵台灣﹔1875年炮擊朝鮮江華島炮台。其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又進行了三次大的武力擴張：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1904-1905年進行日俄戰爭，參加1914年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僅明治天皇在位的44年間，平均每7年多就發動一次侵略戰爭。日本從一次次侵略戰爭中嘗到甜頭。通過甲午戰爭，日本獲得了第一塊海外殖民地台灣，並從中國索取到相當於日本當時年財政收入4倍的巨額賠款，為日本近代工業、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掘到了第一桶金，軍力得到倍增。通過日俄戰爭，迫使俄承認其獨佔朝鮮半島，並與俄瓜分中國東北，取得南庫頁島。通過參加“一戰”，日本取得了德國在中國的利益。這些侵略戰爭，推動日本迅猛發展與社會轉型，經濟上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債務國轉變為債權國，而且上升為世界五大海軍強國之一。

得益於當時特殊的國際條件，日本對外侵略，屢屢冒險卻大多能夠輕易得手，從對外武力擴張中不斷受益。這反過來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野心，使之更加信奉以攻為守、武力征服世界的戰略。早在日俄戰爭后，日本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日本陸軍的創始人山縣有朋就毫不隱諱地總結說：“維新大業成就以來已有40余年，細想起來國運的發達主要依靠武備的力量”“戰爭畢竟是區分宇宙間一大原則即優勝劣汰的惟一審判方法”。20多年后，日本陸軍更是直截了當地宣稱：“戰爭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1927年，日本根據其“東方會議”精神，出籠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鼓吹“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其征服世界的野心暴露無遺。此后，日本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爭策源地，就是沿著這一路子走的。但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邏輯，是多行不義必自斃。當日本沉迷於對外侵略擴張不能自拔時，其遭遇可恥的失敗也成為歷史的必然。

歷史是一面鏡子。自明治維新算起，軍國主義在日本已經存活了一個多世紀。日本雖然在二次大戰中戰敗，但是戰后的日本軍國主義罪行並未被徹底清算、軍國主義土壤並未被根本鏟除。今天的日本軍國主義仍然陰魂不散、妄圖卷土重來。必須正視的是，日本曾經是世界重要戰爭策源地，至今不肯為侵略歷史道歉並企圖翻案，一再突破和平憲法限制，仍有一些人挑戰公理正義的底線並頑固迷戀昔日“帝國榮光”。對這樣一個國家，國際社會特別是長期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侵害的中國和許多亞洲國家，不能不深刻銘記歷史的教訓，不能不高度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決不能讓戰爭的歷史悲劇再次重演。

(張瑞敏 作者單位：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心中南民族大學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