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構建中日人文交流新橋梁

自去年以來，在中日兩國領導和各方的努力下，中日關系已回歸到正常的軌跡上，雙方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得到了拓展和深化。作為兩國關系回暖的象征之一，去年4月，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時隔8年得以重啟。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經濟體，中日兩國加深合作和溝通，不僅有利於兩國的實際利益，對穩定地區和世界經濟格局也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人之相交貴在知心，國之相交在於民相親”。中日兩國交往的歷史源遠流長，而兩國國民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是中日兩國交流的基礎。中日人員交流的歷史，從文獻資料可以上溯到公元一世紀的漢代。《漢書·地理志》中寫道： “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 ”,此處所說“倭人”即是指在日本南部九州地區生活的人群。《后漢書·東夷列傳》又寫道：“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可見在幾乎兩千年前，中日之間就有了密切的人員往來。

及至唐代，中日交往更是盛況空前。自貞觀年間開始，日本一共向中國大陸派遣了19批次的遣唐使。每次所派遣唐使團規模都很龐大，最多的時候曾達到了600人。伴隨使團到達大唐帝國的還有大批的留學生和留學僧，他們中的大部分長期在中國學習、生活，並且將唐朝先進的文化、社會制度傳播到日本。這些人對奈良、平安時代日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比如膳大丘、大和長岡、菅原娓成、吉備真備、玄防、空海等等，他們或是精通儒學，回國后將四書五經用於精英教學﹔或是熟悉唐朝法律，依照唐律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制度﹔或是虔心學佛，將中國大陸的佛教傳到日本成為一代宗師。其中也有留在唐朝任職的，最為著名的就是中國名字為晁衡的阿倍仲麻呂。阿倍仲麻呂在唐朝生活了54年，其人品和學識都得到玄宗皇帝的認可，先后任校書、左補闕、秘書監、左散騎常侍和鎮南都護等職。詩人王維、李白、都與他有過親密交往。李白更是因誤以為他遭遇海難，特意為阿倍仲麻呂寫下悼念七律：“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同時期從中國大陸去往日本的人員雖然不多，但像被后世日本人稱為“天平之甍”（天平時代文化的最高峰）冒死六次東渡日本的鑒真和尚，不僅向日本傳授了佛法戒律，創立了日本律宗，還在建筑、醫藥、書法等方面加深了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兩宋時代，中日兩國間人員的往來同樣非常頻繁。《宋史·列傳》中有這樣的記載：“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為名﹔或雲惡其舊名改之也。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裡，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國。 自后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 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宋朝的程朱理學及禪宗對日本的思想文化產生了極大影響，而宋、日海上貿易也改變了日本武士階層的生活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