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常德細菌戰:罪行不會被遺忘【3】

　　共同堅守:反人類罪行不能被忘記

　　7643名受害者的名單,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証據之一。人們難以想象,時隔60年,這份真實度、准確度難以挑剔的名單,如何得來?

　　對日訴訟中,原告團向法庭遞交了數百件歷史証據。陳玉芳說,其中常德的証據約佔70%。

　　鐵一般的証據背后,是一群老人的堅守——

　　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細菌戰受害調查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絕大部分都是自己或親屬經歷過細菌戰的退休老人。辦公室是常德市外事辦騰出的雜物間,七八平方米的地方拾掇拾掇,挂上牌子,就開始辦公了。

　　六七年間,這群老人的足跡遍布10個縣56個鄉486個村,座談30萬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復甄別比對,才確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冊。

　　今年79歲的徐萬智是受害者遺屬,5名親人因鼠疫喪生。1998年,他下鄉調查,來到石門橋鎮楓樹崗村,村民們講述親人逝去的慘狀痛哭流涕,卻隻知是“發人瘟”,不知是鼠疫。

　　這種“茫然無知”,深深刺痛了徐萬智,讓懷著國恨家仇加入調查委員會的他,感到了更沉的責任。“如果我們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難道這麼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嗎?”

　　就這樣,一批像徐萬智一樣的離退休老人不拿報酬、自帶干糧,蹬著自行車,日復一日奔走下鄉,路途最遠的一天騎了100多公裡。他們走村入戶,找到一個人,就發動一批人,漸漸形成了“市、鄉、村”三級調查網絡。他們把受害者較多的地區標記為疫點,反復核查搜集。

　　加入調查委員會那一年,張禮忠早已年過花甲,負責管理資料。他不會用電腦,眼神也不太好,卻靠著一筆一畫寫“正”字,歸檔整理了上萬份受害者調查材料。

　　“當年做這些事的人,在世的都八十幾歲了,還有好些人,去世了。”說完這句,現年87歲的張禮忠沉默良久。

　　對日訴訟原告團中,常德細菌戰原告有61人,如今在世的僅剩18人。其中,細菌戰受害幸存者僅剩兩人——97歲的王華璋和90歲的熊善初。

　　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離開家鄉。那是細菌戰對日訴訟二審開庭,他來到東京,在日本法庭上做了陳述。熊善初居住的熊家橋村有73戶、152人感染鼠疫死亡。

　　陳述書每一個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寫的,在法庭上,75歲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讀出了自己的陳述書。“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親人。假如你們(法官們)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們細菌戰受害者一樣遭到無辜殺害,你們將會是怎樣的心情?”

　　然而,懷著巨大傷痛與憤懣的熊善初、王華璋、張禮忠們,沒有等來苦苦期盼的回音——東京地方法院一審駁回原告要求謝罪並賠償的請求。

　　一審判決中,侵華日軍在常德發起細菌戰的殘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單得到法庭確認。但,這還遠遠不夠。

　　不服判決結果的中國原告隨后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訴。2005年7月,二審判決維持原判。

　　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駁回中國原告團對二審結果的申訴。至此,起訴日本政府的細菌戰訴訟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

　　但,堅守仍在繼續,堅守仍有意義——

　　在調查委員會使命終結后,2011年11月4日,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協會成立。受害者遺屬、律師高鋒擔任會長,徐萬智成了常務副會長,許多老人成為骨干成員。

　　我們見到高鋒時,他剛從日本回來,這一次,他又自費花了三萬多元,買回一堆關於侵華戰爭的日方資料。“先到日本的圖書館、資料室去找線索,找到與常德有關的,就抄下來、拍下來,再花幾天到街頭巷尾的舊書店去淘。”

　　這些年,高鋒自費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買回整整一書櫃的資料,多次為協會捐款。這一切,隻為了在浩如煙海的歷史裡,將關於常德、關於中國的記憶,一點點打撈起來。

　　今年69歲的胡精鋼是協會的“年輕人”,懂一點兒“科技”。7643人的紙質名冊,是他瞇著眼睛、一字一字敲入電腦的。他打字不順溜,590多頁的名冊,敲了半年。

　　幾年前,胡精鋼花了3000塊錢,買下一個3.2米長、11.6米高、1.45米寬的儲藏室,把當年調查委員會的辦公桌椅、牌子、宣傳板和一些資料都放了進去。

　　“留下這些東西,總是有意義的。”胡精鋼說,桃源有一位97歲的受害者遺屬,在他錄下口述六個月后離世。“把它們作為歷史檔案教育后人,就是意義。”

　　七十余年過去,一批執著的學者們,也在堅守——

　　2001年9月18日,湖南文理學院(時稱常德師范學院)成立了細菌戰罪行研究所,重點研究侵華日軍在湖南和中國各地實施細菌戰的罪行惡果。

　　湖南文理學院副校長李紅革說,學院學報上開辟的細菌戰研究專欄,是目前國內學術期刊中唯一的日軍細菌戰學術研究專欄。“這一段歷史,研究的人不多,但在我們看來,它最有價值。”

　　66歲的研究所首席專家陳致遠,仍然奮戰在細菌戰研究一線。他曾為對日訴訟做出長達10萬字的鑒定書《1941年日軍常德細菌戰對常德城區和石公橋鎮和平居民的加害》,並以學者身份在二審時出庭作証。

　　“細菌戰,是反人類的罪行,它是超越國家記憶、民族記憶的,是整個人類慘痛的戰爭災難記憶,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陳致遠說。

　　研究所教授朱清如,在2003年非典期間作為聲援團成員赴日,在日本街頭,他高喊出“牢記歷史”“要和平不要戰爭”的口號。“歷史學的研究者是專業的、學術的、理性的,可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有與生俱來的愛國情。”

　　在反人類的戰爭罪行面前,一些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1995年,日本正義知識分子森正孝發起了細菌戰受害者調查﹔

　　曾經的侵略戰爭參與者土屋公獻,成了著名的和平主義者,擔任了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日本辯護律師團團長,發起200多名律師參與的聯合支持﹔

　　當原告團謝罪賠償的請求被駁回,許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卻起立朝陳玉芳等人深深鞠了一躬,說:“請你們堅持。你們堅持,我們也堅持,一定要把這件事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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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高鋒前往日本祭拜已逝的土屋公獻,見到了他的夫人土屋富美子。她告訴高鋒:“以前我隻知道先生是一名律師。直到兩年前他離開,來自中國、美國、世界各地的人都來參加追悼儀式,我才知道,先生這樣偉大。”

　　“真正愛好和平的人,一定能感同身受,這是超越國別的情感共鳴。”高鋒說,這些年來,研究者們、受害者遺屬一直在呼吁為常德細菌戰修建紀念館、紀念碑。“等我們也老了,如果這些資料沒人整理,這些証據沒地方展出,這段歷史,會不會被忘記?”

　　歷史如果不被銘記,就會被忘記。誰也不願承認,可關於常德細菌戰的鮮活記憶,正如燈油般,一點點燃盡。

　　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農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著一大袋泛黃的資料。那滿是褶皺卷角的紙張,是他一字一句寫下的陳述書、一家一家跑下來的受害者名單。

　　他把陳舊的、裝滿文件的塑料袋抱在懷裡。不知情的人很難想象,落滿灰塵的小袋子裡,記錄著多少鮮活生命的消逝,沾染著多少家庭的血淚。

　　70公裡外,桃源縣馬鬃嶺鄉,一座小小的劫難碑,樹立在群山環繞的興街村。那是李佑生的孫子、抗美援朝老兵李宏華多方奔走呼吁后,社會各界出資修建。

　　離開劫難碑,我們隨機走進了一所中學的課堂。初中的孩子們翻開歷史教科書,裡面沒有關於細菌戰的記載。我們詢問,有誰聽說過常德細菌戰嗎?49人的班級裡,有5個孩子舉起了手。

　　那一刻,與熊善初告別時他說的話,又在耳邊響起:“我們怕自己走了后,這段歷史,再沒人知道。”（袁汝婷、席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