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報：《開羅宣言》的國際法效力不容置疑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開羅宣言》，確定了日本的侵略罪行以及戰后對日本的處理。《開羅宣言》為我國釣魚島維權提供了充分法理依據，其國際法效力不容置疑。時隔70年，重讀《開羅宣言》不僅是必要的，更是維護國際秩序與和平發展所必需的。國際社會應加深對《開羅宣言》等國際協議的認識，從而更好地使文件的條款得到遵守。

《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中國的釣魚島屬於台灣管轄，自然也包括在歸還中國的領土范圍之內。繼《開羅宣言》之后，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又發布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第八條明確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

《開羅宣言》對國際反法西斯力量團結一致、迅速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起了積極促進作用，也是戰后處理日本問題的重要法律依據之一。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無條件投降書，承諾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的各項規定。1946年制定《日本國憲法》時堅持的和平主義原則，體現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文件的原則和精神。其中第98條第二款明確規定：“日本國締結的條約及已確立的國際法規，必須誠實遵守之。”

從這個角度觀察，《開羅宣言》作為《波茨坦公告》的法律來源，兩者具有不容否認的“傳承”與“繼受”性質。同時，《開羅宣言》作為日本簽署投降書的法源，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文件，是同盟國與日本之間結束戰爭狀態、規范戰后國際秩序特別是亞太地區秩序的法律基礎。當然，也是中日兩國解決戰后領土歸屬問題的法律基礎。對於中國而言，這些重要文件從國際法上確認了台灣及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島嶼是中國神聖領土，是我國維護釣魚島主權的國際法依據。

然而，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總是煞費苦心地質疑《開羅宣言》存在的法理效力與存在的真實性，試圖用片面媾和的《舊金山和約》抵消或取代《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並挑戰《開羅宣言》等確立的戰后國際秩序。

日本右翼勢力之所以如此仇視《開羅宣言》，恰恰是因為《開羅宣言》中的實質性內容為《波茨坦公告》完整繼承，並在盟軍戰后對日本實施佔領初期得到體現。這種對日戰后處理上的法律連貫性與一致性同日本作為對華島嶼爭端法理依據的《舊金山和約》完全不同。《舊金山和約》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排斥在外，當時就遭到中國政府的抗議與反對。日本用片面性、斷續性與非法性的和約對抗《開羅宣言》，很難在國際法理上站住腳。

2012年9月，日本政府與所謂釣魚島“島主”簽訂土地買賣合同，對釣魚島實行所謂“國有化”。日本此舉不僅嚴重侵害了中國的國家領土主權，而且也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與此同時，日本右翼勢力也一直在推動修改憲法。如果日本憲法被修改，“放棄戰爭”的條款不復存在，日本就會加快重新武裝的步伐，並積極行使“集體自衛權”。與此同時，以安倍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勢力還不斷在歷史問題上大放厥詞。

在戰后國際秩序遭到嚴峻挑戰的情況下，《開羅宣言》不僅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也具有維護亞太和平的現實意義。作為繼承《開羅宣言》精神的政治、外交實踐，中國要求日本正視歷史，忠實履行戰爭結束時對國際社會做出的承諾，美、英以及所有曾參與制定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國家，也應負責任地堅守自己的政治立場,加強國際協作，增進國際社會對這些文件的認識，從而使文件的條款得到更好的遵守。

應該牢記，螺旋式發展的歷史往往會在某種程度上重復，而歷史悲劇一旦重演將是全人類的現實災難。（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