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上的老面孔：福泽渝吉

一个国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全体现在钞票上，尤其是面值最大的那一张。

2001年欧元成为德国的法定货币之前，面值最大的德国1000马克钞票上印着的人像，是编纂了现代德语字典的格林兄弟。日本目前发行的最大面值的，是印着福泽渝吉的一万日元钞票。

福泽渝吉（1835年-1901年）是日本幕末一名好学的下级藩士，旅美旅欧，钦慕西洋学问，致力于明治日本的“文明开化”。福泽渝吉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中，最早将“Civilization”一词翻译为“文明”并引入“文明”概念、提出文明优劣论的大家。

“文明”一词在18世纪的法国被用于表示“野蛮”的对立面。

以欧洲为中心，看到的世界是一分为二的：有秩序的、优越的欧洲和未开化的、野蛮的欧洲以外的地区。在福泽渝吉前，日本人已经通过利玛窦所带来的地图了解到了，这个世界除了华夏与四夷这种秩序之外，还有一种新的秩序，即东西之分、欧亚之分。日本人逐渐了解到，教士们的故乡被称作“欧洲”，而中国、朝鲜、日本所在的大陆被称作“亚洲”。在这个基础上，福泽渝吉著名的“脱亚论”引入对文明优劣的评判，奠定了近代日本人认识亚洲的基础：在西方的文明之风吹遍世界之际，食古不化的清国、朝鲜必然面临亡国的命运，日本必须与清国、朝鲜划清界限，以免受其恶名连累。

福泽渝吉的中国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从亚里士多德延续到黑格尔，最终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式所提出的中国停滞论。

简而言之，亚洲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由于缺乏土地私有制，形成了以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为基础、由国家统筹一切经济活动的专制政治体制。“亚细亚”的专制社会是一种完全停滞的、缺乏发展动力的社会形态。福泽渝吉提出的“脱亚论”对日本思想史影响深远，至今日本的大多数国民仍然认为日本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亚洲的独特文明”。

在“脱亚入欧”的风气盛行了一阵后，表面看似乎是相反的思潮开始汹涌。冈仓天心就强调“同一个亚洲”，强调日本、中国、印度等文明的共通性。这两种看似向逆的思潮在接下来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等大事件中，曾分别吸引到各自的拥护者，直到它们在大东亚战争中找到了完美的结合：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 “联满联华，统和亚细亚，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即：亚洲作为欧洲的“他者”，必须打破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日本作为亚洲首先实现现代化的龙头国家，有义务和能力率领其他亚洲国家完成这一使命。

福泽渝吉出现在万元钞票上不是偶然。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掩耳盗铃也不是偶然。

这两个历史的必然来自于同一个根源，这就是近代日本在自我定位上的主体缺失。

《犬与鬼》的作者、美国的“日本通”Alex Kerr曾经讲到，修汉学比修日本学更让人心情愉快，因为中国学者不像日本学者，将强调“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作为所有研究的终极归宿。这就是日本思想领域在现代化道路上产生的有趣现象：用他者的角度来定位自己，评价自己。其实，不论是福泽渝吉的“脱亚论”，还是冈仓天心的“同一个亚洲”，隐藏在背后的都是他者的观察视角。

旅美的日本学者酒井直树在《翻译和主观性》一书中这样解释：一个人如果是从内的角度来观察自己，怎么会觉得自己很特殊呢？强调自己的独特性，正是由于采取了外的视角来观察自己，从而使观察的主体消失。伴随着自我主体瓦解的，是核心价值观的缺失。 

显而易见，日本的主流历史认识是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而发生强烈震动的。从美占时期到冷战中，左翼的得势曾经制造过一阵子反思反省的风气，随着战后民主主义的领军人物丸山真男、竹内好等人逐渐去世，尤其是2000年后中美之间的角力日渐紧张，日本的历史观急剧右转。这种摇摆不定的历史观，实际上正是缺乏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抽象的现代建筑取代了格林兄弟，印在500欧元钞票上。战后的老欧洲已经随着欧盟宪法的生效和欧元的发行而越来越像是一个新欧洲。而福泽渝吉依然印在一万日元的纸钞上，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成长和老去。